在闹市里扔一万块钱，嗡!扑上来的人比苍蝇还多；往书市里投放一本无名新作，恐怕连个回响儿都听不到。钱，可乱心；写书，却能叫人死心。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这个世纪的灵魂，一直是上个世纪的俘虏。”岂止是上个世纪呀？当代人几乎都不自觉地充当着前代文化的精神俘虏，唯唯诺诺，三拜九叩，奴性、惰性固然多一点儿，却终究担不上颠覆的罪名，也无须受思想的痛苦。被自己拘押、为时代围剿，本应自由的灵魂真是走投无路，想跑也跑不了。

读书、著述，在俘虏那里不过是为人前吹牛寻求资本，也好假学者之名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当然，试图从俘虏群落里突围， 不被动地生活在别人的思想里，无异于砸监反狱。想得再好，也难啊!

不管死了张三还是活着李四，只要他们是大人物，那么后人做文章的时候就要劳诸位先生的大驾了。为了表示自己有学问或者出身于名门正派，总念念不忘在字里行间引证人家的只言片语，并以“冒号、引号、黑体字”的形式，隆重推出。当然，这属于俘虏脸上的“刺青”——拾人牙慧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倘若一辈子重复张三说、李四说，却从来听不到他自己究竟怎么说，显然就变成“文化南郭” 了。

抱着这样单纯的想法，指望俘虏群里挪一步，离“文化南郭”稍微远一点儿，才有了前边那些文字。刚出道，乳臭未干，既不情愿被前人幽囚，也不希望做戰战兢兢、汗不敢出的“文化学徒”。

寻章摘句曾在鲁迅先生那里挨过骂： “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遗憾的是，拿典故说事儿，原封不动地搬用古籍，不现实，只有摘；要紧的是扔掉别有用心的吹嘘、附会，跟读者说清楚：掉书袋不是目的，而是借他三垄地，活我一家苗。

少年说清纯，老人论沧桑，什么资历扮演什么角色，章法可乱不得。难免有人会说，人微言轻，你算老几，凭什么对历史指手画脚？也许，这就是“文化学徒”的尴尬。心里嘀咕，又忍不住要冲破“冒号、引号、黑体字”的垄断，说点儿自己的话。孔子所谓“色难”，相去不远了。

不吐不快，欲说还休。《纸糊的典故》投胎，也有阵痛。

为了说清一个想法，不得不采取“矫枉过正”的下策。突出一点，不计其余，除了这个，别无选择。倘若有谁翻书一哂，说“太偏激了”，那么，正捅着了我无法遮掩的软肋。穿越线装的古籍，兜弯子，无非是想摆脱人云亦云的套话、永远正确的废话。

矫枉过正也好，偏激也好，我要的不是完美的琉璃球儿，而是自己一点儿年轻的思想。倘有点滴，忝列于此，也就满足了。

李国文先生是文坛前辈，制艺大家，他慷慨的序文令本书光彩倍增，一并谢过。

【选自张继合著《纸糊的典故》中国旅游出版社 版】

题图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