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喜欢杂文的？说不上。也许因为初中时就爱读鲁迅吧。

那时不过十来岁，读的是寄宿学校，读什么书，父母无从干预，所以除去课本，择书很杂。学校的校长是位大学生，地下党员，北平解放就接管了这所中学。他喜欢文学，周会上常常讲着讲着就背诵起刚出版的新书中的一些格言、警句。譬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鋼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关于生命应当怎样度过的名言，又比如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幕布拉开了，生活中是没有观众的”；“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等等。讲话很有感染力的校长，不知不觉把他的爱好传递给了学生，所以我们不少同学阅读课外书的兴趣更甚于比较枯燥的课文。晚自习把不多的习题做完，便三五同好叽叽喳喳地读起了吸引我们的书籍。

记得那时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年少无知，并不很懂，但却十分带劲。我们也有比较：郭沫若的诗热烈但觉空洞，朱自清的散文优雅但过于沉静，梁实秋的文字有点做作，林语堂的小说离我们太远，惟有鲁迅的作品，让我们激动，促我们思索，即便是似懂非懂，也能感觉到他的热烈、深刻，余味无穷。

开始写杂文是在“文革”之前。那时涉世未深，许多事看不明白，所谓杂文，跟风多，识见少，现在重读，颇感赧颜。真正把杂文当作写作的重点，是在改革开放之时。经过了一场“文革”，经历了斗人、挨斗、希望、失望、受骗、醒悟，终于觉得这世界离理想的境界实在太远。我们建设的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曾经以为是真理的，其实离真理甚远。回头再读鲁迅，才开始有点懂得，鲁迅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恐怕仍是今天需要争取的。

现在不少人以否定“五四”、批判鲁迅来显示高明。其实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远在鲁迅之下。“五四”时期那一代思想先驱反对读经，是因为他们读过经，深知读经的弊端。今天大倡读经的，多半没有读过经，或根本读不懂经。“五四”那一代思想先驱大呼民主、科学，因为他们深知专制、迷信之害。今天不分好歹大颂古老文明的，是因为深中专制、迷信之毒。鲁迅一辈人，也有失错，也有偏激，也有误信，但大致的方向不曾错。后来我们建立的并非我们理想的，只是因为迷误了这个方向，以新的包装承袭了老的酿造。

在有了这番经历之后，再写杂文，起初只是希望借此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一点观感，并没有太大的奢望。在中国，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一介平民的文字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有时甚至激不起一丝涟漪。但这一个人的独语如果能够引起几个人的认同，至少也把一种思索放大了几倍。发出这样独语的人多了，个人的思索就可以成为社会的话题。社会的话题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我像一个巡医在社会的密林中游走，不断挑剔着这社会的弊病。有人问我，难道你眼中只有弊病么？当然不是。如果一个社会都是弊端，早就无法生存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从古到今多的是颂歌。唱颂歌的一向生活得十分滋润，因为他投合了在上者的心意，而挑剔弊端的则多半结局凄凉。今天已经是民主的时代，但千百年的习惯势力仍旧使许多人善于迎合，避谈缺失。既然已经有太多的颂歌，何不拾遗补缺呢。总要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来做这些未必讨人喜欢的事吧。

写杂文，我以为总要有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比较广博的见闻。这种见闻既来自书本，也来自社会。有了比较广博的见闻，遇事才能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对事情的理解才会较为深入，读者也会从中得到一些藉以比较的知识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东坡有言：“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触类旁通，就事论事的文字，恐怕也算不得杂文。可惜报刊杂文版上，这类非杂文的杂文并不鲜见。

二是要有比较深入的思考。罗列现象不算杂文。杂文总要有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愈是个性化愈是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它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材料。当然，故作惊人之论，毫无根据地口吐狂言、不讲道理的破口谩骂，并不是深入的思考，只能叫哗众取宠。它或许能得到一时的轰动，但终究要归于湮灭。

三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采并不是雕章琢句，更不是堆砌辞藻。文采应当包括文体、文气、文辞、文韵。杂文最忌单调、平板、枯涩、不耐咀嚼。

这些不过是我认为杂文作者应有的追求。躬行多年，未能如意。这里说说，不过是一则自勉，一则与喜欢杂文的朋友共勉罢了。

作者漫像 ／ 迟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