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杂文家陈泽群先生走了，我应该有一篇文字给他。

陈泽群先生1927年生于廣西陆川，1952年来到武汉，2008年9月2日逝于武汉。他一生的坎坷悲欢与武汉联系在一起。我与先生极少见面，关于他的种种经历，只是得自于阅读。读他写的文章，这是我与先生交往的方式。

世界变化很快，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哪怕以报纸为业、以笔为生的人，知道陈泽群先生的也不是太多了，而陈泽群先生却是为报纸和笔而活的人。十三岁时他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三十岁时因为在《长江日报》发表杂文《倚墙为生的人》而被派“右”，因这篇文章而引起的讨论曾被编成小册子《保护积极分子》正式出版，因这场讨论而受牵连的有数百人。五十二岁以后获得“改正”后，陈泽群先生发表了七百多篇杂文，绝对的幽默、犀利和雅致。

陈泽群先生已属于历史，无论他所经历的时代，还是他作为一个杂文家，但没有走进历史的是他的杂文。互联网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他是“网前时代”的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不能从网上读到，所以能够读到他的杂文的人也将是越来越少。

我不会去叙说陈泽群先生的生平，那些故事读来令人伤感。尽管我知道今日也多有不如意的人，但如果读过他的经历，相信有很多人会体味出这个时代是多么幸福。老一代的故事，大概都有“忆苦思甜”的作用，何况陈泽群先生的经历又非一般的生活困苦，而是一个思考与表达者所遭逢的困境。

读到的访谈说，2006年夏天，陈泽群先生患上了“一过性失忆症”。但早前十年，我已听他说“很快要变成傻瓜”。1996年夏天，在《武汉晚报》的一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陈泽群先生。座谈会上还有老作家曾卓，刚退休的杂文家周声华以及退休之后开始写杂文的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教授张承甫。

那次座谈会上，谈了杂文的话题，但现在记得更清楚的是打趣陈张两位老先生。那时，陈先生和张先生都是刚刚再结连理，我们这些小辈分的就要他们分别介绍各自的恋爱经验和婚后生活。言谈和神色之间，两位老先生都洋溢着幸福。那天陈先生说：“我正在变成一个傻瓜，医生说按照我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就是里根那样。”陈先生风霜吹皱的脸上满是笑意，孩子般的透明和顽皮，带着我们没大没小。

那是一个温馨的上午，座谈的主题是张先生的杂文集《细辛草》。现在，张先生、曾卓先生、陈先生已经先后离开，老先生中还有周声华先生在，几年以前他开始当“抗癌明星”。

还记得到陈先生的家里去，那时他在赵家条的江汉大学住宅区里。陈先生带着我们几个人回家，家中却是有人的，他说，我这里都不用锁门了，随时都有学生在这里。后来，江汉大学搬到了沌口，陈先生也移居到了田园小区，想必不再有学生容易登门拜访，我想这一定不是陈先生想要的一种状态。

城市是很多人构成的总体，但对于生活在他处的人，一座城市是存在的，可能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里有某个人。对一些人来说，武汉是存在的，会是因为陈泽群生活在这里；陈先生走了，武汉与他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容易也好，艰难也好，人都会有自己的一生。陈先生在我们这座城市经历时代加给他的一切，也把自己变成人们建构武汉印象的一部分。

陈泽群先生的逝讯，我是5日深夜才从鄢烈山先生那里得知，6日早上就是他的告别式。此后，还会有多少人记得陈先生，我不知道，但我想他的文字还在，而我也没有与他告别，他的离去并没有成为我经历的一部分，所以我会当他一直在。

【原载2008年9月10日《长江日报》】

题图 ／ 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