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华

近读孙文辉老师《(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冒犯》一文(载《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11期)，非常赞同他“继续使用人物、情节、环境这些传统小说的基本要求来阐释文本，不仅毫无力量，而且容易遮蔽《十八岁出门远行》叙事上的独特性”这一观点。实际上，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以下简称《远行》)入选中语教材，再到用先锋小说理论解释它，从这一孔隙完全可以窥见近年来语文教材观及教学观的嬗变更易。

孙文从先锋小说理论的视阈，对《远行》一文的叙事冒犯从结构、逻辑、语言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这是不无道理的：余华是位杰出的先锋作家，《远行》发表之初，他就很“兴奋”；《远行》发表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发表了一系列实验性先锋作品。但是，我认为，仅仅用先锋小说理论来阐释《远行》未能尽契人意。原因有二：一是《远行》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它只是余华的初步尝试与“寻找”，他曾说过，“当我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我从叙述语言里开始感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二是即使《远行》是一篇经典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理论的解释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当代文坛，至少有四种后现代主义的变体：1、先锋文学的叙述话语实验；2、新写实小说对“经验的直接性”的吁请；3、消费者文化和文学及其代表“王朔现象”；4、以后结构主义理论为背景的具有解构倾向的先锋批评。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评论先锋小说的时候，总能看到这四种变体的影子，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说是具有“家族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