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红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民族成分构成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由于国内民族矛盾的尖锐，苏丹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仅仅度过了11年的和平时光。两次旷日持久的内战不仅使苏丹满目疮痍，沦为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而且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的完整受到严重威胁。残酷血腥的内战也给苏丹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严重影响到非洲大陆尤其是中东非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苏丹的民族矛盾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因素，苏丹政府执意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强制同化的策略，是导致战乱频仍的根本原因。2005年1月9日，苏丹政府与南部反政府组织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非洲大陆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终于宣告结束，但苏丹民族矛盾并未就此解决，2003年爆发的达尔富尔危机，说明种族主义的幽灵仍旧在苏丹徘徊。

苏丹的民族

苏丹人口约为3447万人，有19个民族，597个部落。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使用者占总人口的60%，南部的大多数非洲居民使用其自己的语言，英语则是通用语言。苏丹70%以上的居民为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北方，南方居民多奉行原始部落宗教及拜物教，约有5%的人信仰基督教。

在北部地区占主体地位的穆斯林集团是阿拉伯人，占全国人口的40%，也构成了北方人口的绝大多数。苏丹的努比亚人生活在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地区，有几百万人口。努比亚人是埃及人与4000年前北上的中非或西非居民混血形成的族裔，他们与黑非洲人的相似程度大大超过了同阿拉伯苏丹人的相似程度。此外，苏丹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还分布着一些较小的穆斯林民族。

苏丹南部地区是黑人的家园。黑人绝大多数属于尼洛特人各支系，大多数人信仰传统宗教，少数人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丁卡族、努埃尔族、施鲁克族和赞德族构成了黑人的四大族体。

民族矛盾由来已久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地理概念的苏丹，直到19世纪20年代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由于尼罗河上游存在着大沼泽这样的天然地理屏障，苏丹南北方一直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处于各自独立的历史发展进程中。1821年，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 • 阿里侵入苏丹，开展大规模的掠奴行动。苏丹阿拉伯人也积极参与掠奴活动，有些部落如巴加拉人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猎奴队，有些黑人部落被彻底灭绝了。

异族入侵激起了苏丹人民的反抗，北方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马赫迪运动推翻了埃及的统治，建立了马赫迪国家。马赫迪统治者对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文明深感骄傲，将南方黑人视为贫困落后的异教低等民族，这一时期是苏丹历史上掠奴行动最猖獗的时期。掠奴和奴隶制不仅给南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在苏丹催生了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北方人普遍认为南方人是低等种族，居留在南方的北方商人常常称南方人为“阿比德”，意思就是奴隶。这种种族主义态度也使南方人产生了对北方人难以化解的怨恨和不信任情绪，为苏丹日后的民族矛盾种下了祸根。

19世纪末，英国镇压了马赫迪运动，重新征服并占领了苏丹。1922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封闭区”法令，将南北方隔离开来，生活在南方地区以外的苏丹人只有在获得特别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南方。南方的行政官员不必参加每年在喀土穆举行的地方长官会议，却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另行召开会议。阿拉伯商人被清除出南方，由希腊和叙利亚商人取而代之。英语被确定为南方的官方语言，学校和行政部门都不得使用阿拉伯语，讲阿拉伯语的北方和埃及官员被英国人和教会学校培养的非洲人所取代。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南方开办教堂和学校，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则被关闭。当局禁止非洲人穿戴阿拉伯式的服饰、使用非土著人的名字、沿袭阿拉伯习俗。在巴赫尔—贾扎尔省的西部，英国人将穆斯林和讲阿拉伯语的族群强行驱逐到北方，人为地制造南北方之间的屏障，打断文化融合进程。

1956年苏丹独立时，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仅为首都地区的1/10。英国殖民者推行的分而治之和分裂政策人为地中断了南北方的民族融合进程，加大了双方早已存在的差异，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

苏丹内战

在非洲的许多国家，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增强凝聚力和促进国家整合的重要基础，但在苏丹，这一运动却反而加深了南北方之间的裂痕。苏丹的民族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种族的色彩，北方的精英阶层将苏丹视为一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力图使南方接受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言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两个主要的北方民族主义政党，即国民党和国家统一党，在南部都没有建立分支机构。1948年，苏丹成立了立法会议。在北方的坚持下，最终通过的法令没有任何保护南方利益的条款，引起了受教育的南方人的强烈不满，视其为对南方的出卖。1953年，殖民政府在开罗召开讨论苏丹独立问题的大会，北方的所有政党都应邀参加，但南方人却未被邀请参加这个决定苏丹未来的重要会议。

在苏丹自治政府成立后，北方人迅速填充了英国人撤离后留下来的职位。在800个官职中，仅给占总人口1/3的南方人留下6个次要职位。在议会选举中，南方党仅获得97个席位中的9席。北方领导人多次表示独立后的苏丹属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明圈，南方的非洲文化完全被弃置不顾。这种体制化的种族主义使南方的文化认同及其未来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北方在独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沙文主义以及南方被排挤出政治决策圈的边缘化处境加深了南方人的疑惧心理，他们担心北方人取代英国人成为南方新的殖民统治者，因而强烈要求建立联邦制。苏丹自治政府则予以断然拒绝，表示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国家分裂，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苏丹独立前夕，南北方之间不断爆发冲突。驻扎在东赤道省特里特地区的南方防卫兵团的一支部队被命令前往首都喀土穆参加独立庆典。南方士兵本已对北方军官在英国人撤离后接管指挥权十分愤怒，他们担心这个命令是北方人企图解散南方部队并除掉他们的一个阴谋，为了自保而发动起义，并杀死了300多名北方的官员和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对北方人的袭击蔓延到赤道省的10多个城镇。苏丹政府宣布南方三省进入紧急状态，空降部队进行镇压和报复，处决了300余名南方人，将2000人送到北方的监狱服苦役，与此同时，军队焚毁南方人村庄和房屋，破坏庄稼，掠走牲畜。大批起义的南方士兵逃入了丛林，进行游击战，就此点燃了苏丹的内战之火，第一阶段的内战持续了17年之久。

在南北方互不信任乃至相互敌视、仇恨的阴影下，苏丹于1956年元旦正式宣布独立。自独立伊始，苏丹政府大力推行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政策，激起了南方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为了对付南方的不满和骚乱，苏丹军队轰炸、焚毁村庄，迫使50万南方人踏上流亡之路。在1955年特里特起义中的逃亡者以及独立前南方军团的士兵，组成了南方的反政府游击队武装。1960年，游击队成立了政治组织——苏丹非洲民族联盟，并建立了名为“阿尼亚尼亚”的军队，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南方的独立。1970年，约瑟夫 • 拉古将南方各支力量整合起来，成立南部苏丹解放运动。

1969年5月，尼迈里上校发动政变，掌握了苏丹政权。尼迈里政府主张世俗化与民族和解政策，重新阐释了南方问题，承认南北方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准许南方地区实行自治。1972年3月3日宣布政府军停火。3月27日，中央政府与南方解放运动领导人共同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内战。1973年的苏丹宪法收入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和地区自治法案，并规定只有在获得全国议会3/4多数且在南方的全民公决中获得2/3票数的情况下，才可以修改其内容。宪法强调了苏丹的阿拉伯和非洲的双重认同，尊重各类宗教，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禁止任何以宗教、种族、语言或性别为借口的歧视。

《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中承认差别，积极采取措施弥平差距的思想为解决苏丹国内民族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为苏丹带来了11年的和平时光。

1983年，南方的丁卡族士兵拒绝执行尼迈里政府下达的北上命令，北方军队向他们发动进攻，苏丹的内战再次爆发。约翰 • 加郎建立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解）及其军事组织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北方的种族主义霸权统治。人解用“苏丹问题”取代“南方问题”的提法，要求取消伊斯兰法律。与内战第一阶段反政府武装不同的是，人解并不主张南方从苏丹国家中分裂出去，而是寻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历史与认同的民主的新苏丹，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与平等，南方完全融入到苏丹的社会中。“新苏丹”的理念在南方与北方都得到广泛的支持。

1985年4月6日，苏瓦尔 • 达哈什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但并未取消伊斯兰法律，反而加大了对南方的镇压力度。喀土穆当局希望南方一直处于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状态，从而确保北方的种族主义统治不受挑战。苏丹政府沿袭了尼迈里时期的民兵战略，将以畜牧为生、与比邻的丁卡人为了争夺水源和牧场而长期冲突的巴加拉人武装起来。这些民兵以残暴著称，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与人解正面交锋，而是在丁卡人的地区烧杀抢掠。1984~1989年间爆发了严重的饥荒。苏丹政府拒不承认饥荒的存在，拒绝人道主义组织向战火和旱灾肆虐的地区提供援助。仅在1988年，就有25万南方人死于饥荒，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1989年，艾哈迈德 • 巴希尔将军在原教旨主义组织国家伊斯兰战线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1990 年，苏丹正式宣布在苏丹北部穆斯林居住区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使伊斯兰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指导原则。宗教领袖哈桑 • 图拉比的宗教思想和理论成为国家的政治指导原则，并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迅速推广和传播，苏丹一度成为继伊朗之后中东伊斯兰浪潮的又一个中心。在南方问题上，苏丹政府强化了种族主义政策，对南方异教徒发动“圣战”，政府军中的官兵都被穆斯林民兵取代，内战再次升级。

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府倒台，人解不仅失去了主要的供给线和在埃塞西南部的军事基地，而且大约35万的苏丹南方难民被迫逃离埃塞俄比亚，涌入纳斯尔地区。苏丹空军轰炸难民的营地，以阻止难民获得食物和医疗援助。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人解内部发生了分裂。部分成员认为在原教旨主义的国家伊斯兰阵线掌权的情况下，加郎所倡导的建立“统一、多元、平等、民主、世俗的苏丹”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故而应当通过与政府谈判实现南方独立，让国家伊斯兰战线建立一个同质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加郎在人解的铁腕统治也招致了不满和怨恨。

1991年9月初，加郎召开会议，修改了人解的政治目标：“统一、世俗、民主的苏丹；联邦；主权国家的联合；民族自决”。人解第一次暗示如果政府维持其中央集权的阿拉伯——伊斯兰体制，南方将分离出去。人解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的分裂很快就引发了丁卡族与努尔族之间的全面冲突。南方两大族裔之间又燃起了内战之火。

1998年，南方两大族开始冰释前嫌，宽恕和化解以前的仇怨，人解的力量得到加强，在与政府军的对抗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迫使喀土穆当局不得不正视南方的权益和要求，在谈判中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1998年6月，苏丹颁布新宪法，承认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以总统巴希尔为代表的世俗军人势力和图拉比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之间也存在矛盾，彼此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渐渐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势力在苏丹的影响已经减弱。

苏丹第二次内战已造成200多万人丧生，400万人流离失所。长期的武装冲突和政治动乱使苏丹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苏丹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南北双方都蒙受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2000年底，巴希尔提出了将生存权作为基本权利、确保宗教自由和在地区国家参与调解的框架内坚持和平解决南方问题的两点倡议。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经过艰苦的谈判，南北内战双方于2005年1月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标志着非洲大陆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终告结束。

达尔富尔危机

就在苏丹南北方的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平的曙光乍现时，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又爆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共和国接壤。由于历史原因，达尔富尔地区混居着大约80个民族，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不断引发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在苏丹政府的默许和纵容下，阿拉伯骑兵经常对黑人居民进行洗劫和屠杀。为求自保，2003年2月，由该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个组织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政府则利用阿拉伯骑兵同其作战，鼓励阿拉伯民兵组织的发展。达尔富尔战乱已造成1万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近30万人逃往邻国乍得，亟需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高达200多万人。为此，联合国已将达尔富尔列为目前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的“重灾区”。

达尔富尔的许多黑人居民是穆斯林，但这并未阻止阿拉伯骑兵对他们进行屠杀和抢掠。许多无辜的平民之所以惨遭屠戮，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的肤色和种族，这一点凸显了达尔富尔危机的种族主义色彩。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丹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苏丹政府全面取消了对在达尔富尔地区开展人道救援活动的限制。其次，苏丹政府派遣5000多名警察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保护黑人和难民营的安全。再次，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代表举行和谈，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目前，达尔富尔危机已得到一定的缓解，局势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长期形成的复杂问题，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还是要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与支持下，通过苏丹有关各方的对话、谈判解决。

任重道远的和平与和解之路

尽管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20年的内战，达尔富尔危机也有所缓解，但苏丹实现持久和平与民族和解的道路仍然曲折和漫长。

根据和平协议规定，在6年过渡期结束后的2011年，南部地区还将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换句话说，苏丹只是赢得了6年的暂时团结和统一，将苏丹未来政治的谜团留到了6年以后，摆在未来苏丹政府面前的挑战无疑是艰巨的。从新宪法的制定到解除反政府力量的武装，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磨合与共存，石油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分享，政治权力的平衡和分配等等，所有这一切要从承诺变成现实，需要的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政治妥协，更重要的是当事双方的勇气和责任。除了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外，达尔富尔的危机也对苏丹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正如苏丹第一副总统塔哈指出的：“今后除了要排除真正的地雷外，还必须排除心理的地雷，而后者才是北南人民将要面临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