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金瑞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这是一个深刻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实践的理论范畴，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实践理念的新升华。

党的十七大报告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一种全新的战略理论思维和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我们创新发展方式在发展理念上的新突破。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是我们党决意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在执政理念上实现的新思维。

改革开放——实践理念的新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新发展道路的实践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科学理论成果。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包括当代改革开放的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探索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在推进了凝聚党心和民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等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了21世纪。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当今世界历史时代，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必然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寻找到适合我们民族发展的方向、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思想的解放、认识的提升和理论的创新。站在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七大报告对近30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历史进程进行了精辟深刻的科学总结。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领会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还必须估计到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总会遇到艰难险阻，需要有克服困难并知难而上的勇气，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不搞改革开放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下的一条强国富民之路，它符合党心、民心，是顺应历史时代潮流的。对于我们走过的道路和坚持的方向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否则的话就会失去历史感和方向感。

在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和关键时期，对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坚持的方向，自觉地进行实践理念的升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信心，并对国内外关心中国人民伟大复兴事业及其未来走向的人们有个放心的交代和合理的回应，这是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承载的重要任务。因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指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并强调这是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實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一个自觉将改革开放实践理念升华的政党是大有前途的政党。我们要永远改革开放，永远创新实践，永不思想僵化，在一条实践指明的道路和一面光辉的旗帜指引下，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

创新发展方式——在发展理念上的新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凸显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念、发展主线和发展灵魂。报告在阐明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基础上，阐述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一种全新的战略理论思维和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我们创新发展方式在发展理念上的新突破。对科学发展观这样的分析和概括，不仅对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坚持改革开放战略指明了方向，而且也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首先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基本经验提出来的。改革开放长达近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基本国情中的人口多、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原本存在的制约因素和矛盾问题，开始越来越显现。十七大报告没有讳言发展失衡问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等，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认真加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至今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在国际环境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实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同时，我们的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每个人的发展需要，经济增长必须惠及每个人，因此，报告中分析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指导未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也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永恒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理论研究在国外蓬勃发展，实践流派纷呈，经验各异，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发展观，其中有些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后重建、发展经济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上个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的是“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就是把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准与目的。这种发展理论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又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直接划等号。当这种发展观被发展中国家加以照搬套用时，却并没有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事实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增长”不等于“发展”。例如，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工业16国。但是到了80年代，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巴西1.3亿人口中有7000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正如巴西总统自己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质疑这种 “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模式。

战后许多国家在加快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造成全球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灾害频发等问题。上世纪70年代，工业化发达国家开始注意到环境恶化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受联合国委托写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人口的增长、投资的增加、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等等，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这样就会在100年内的某个时期达到极限。到那个时候因粮食产量不足造成人口的饥饿和死亡、地球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殆尽及其环境的急剧恶化。在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激烈争论过程中，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下了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尔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92年巴西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5个重要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说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从理论的酝酿走向付诸行动的阶段。可持续发展强调的关键是“适度”发展，即人口的适度增长、生产的适度进步以及生活上的适度消费。通过适度发展，以保护资源环境，使资源环境得以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它在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新方式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起，世界各国在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涵上不断取得进步。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综合发展观，他认为：“这种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所谓“整体的”，就是要突出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地位，强调发展应当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统一。所谓“综合的”，就是指各个部门、地区和社会阶级要在发展中求得协调一致，发展应该使各个部门、地区与社会阶级之间增强内聚力。所谓“内生的”，则是指发展要充分依靠和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同时，内生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形成过程，发展应“以人为中心”来发展。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发展理论开始从强调宏观层面的发展问题转向强调微观层面的发展问题，即强调基层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发展应在个人、家庭、社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互动，既要注重传统的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更要注重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的积累，人际关系中的合作、信任和规则也是一种能带来增值的资本，在互助和合作中实现可持续的、平等的、民主的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经历了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从总体上说，发展观的内涵逐渐丰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力求从单一的视角逐渐走向多元的、综合的考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党把发展作为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条主线。在发展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及时地把发展与改善人们的福利和提高人们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从十七大报告产生的新提法和新表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强调经济“增长”到现在强调经济“发展”，从使用“可持续”发展到强调“永续”发展价值，从衡量经济发展“总量”的GDP到衡量“人均”GDP的换算，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文明发展的新提法，是我们党发展理念的新突破，是我们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借鉴，也是对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发展上出现严重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发展理念的新突破，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充分体现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科学发展观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高度关注民生——在执政理念上的新思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解决好民生问题，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巩固和发展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好局面。在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是党决意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在执政理念上实现的新思维。

《报告》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核心，在分配制度上进行多方面的思维创新。十七大报告对收入分配有两个重要的新思维，一是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前一思维考量的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劳动者工资偏低的现象，后一思维考虑的是体现平等保护物权、鼓励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两个思维互为平衡关系，最大限度地维护改革开放实践以来已经变化了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在报告中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要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些体现了在把握分配问题上思维的积极性和科学性，在现实中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运用这样的思维，我们思考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时，就有了更充分、更灵活的概念和方法，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只有让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改善经济增长环境，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样的思维最后落脚体现于十七大报告的新要求：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民生问题一度表现为主要生活用品的短缺；那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民生问题则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上。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专门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重点民生领域做了具体的阐述，明确了下一步的目标。在这方面，报告采取了把收入分配从直接的物质收入领域，扩展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对特殊人群的救助，如养老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制度、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农村各种医疗、低保等，让公共服务之光在城乡普照，达到全民共享，种种措施体现的是一种全方位改善民生的思路。

支撑并体现党在解决民生问题新理念的是方方面面的考虑和举措，例如：“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让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把广大农民包括了进来，这意味着除了城市居民外，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务农农民都应纳入基本社保体系。再如“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个清晰的目标意味着，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体老百姓，都能够有病及时医，有病看得起。

解决民生问题的思维坚持的是统筹兼顾原则，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利益上的协调、统筹和兼顧，因此只有妥善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才能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成和谐的社会。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不同，它发源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并直接形成于人们之间由利益决定的交往关系。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追求利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依然存在各种社会利益和各类社会资源既互相制衡又互相依存的矛盾，社会矛盾虽然大量地表现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毋庸讳言，对抗性矛盾还局部地存在着。

现在我国正处在人均GDPl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这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但也是各种利益关系重组、各类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因此，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但“富民”绝不是只富少数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应该使广大人民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前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容许收入悬殊长期存在，因为收入的悬殊必然带来利益的冲突，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从而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理顺，协调好各类型社会资源的配置，形成具有超越性的整体“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