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尔

1998年12月至2000年4月，是我在民族团结杂志社工作的日子。虽然时间不长，但当时正赶上新中国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人类迈向21世纪、喜迎千禧年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点。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年头，我们杂志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既回顾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民族工作史，又回望一百年的中国民族史，进而还站在一千年的历史高度，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些文章、栏目，可谓生机勃勃地展示出这一本杂志面对新世纪、新千年的豪情与意气。

翻开1999年的《民族团结》，很多东西的确是值得回忆的。

五十年说民族

我是1998年12月来杂志社工作的。一到任，就面临着第二年开年的采编业务安排。1999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我当时感觉到：这是一个全面梳理和回顾50年来新中国民族工作史的一个大好时机。

为此，我向编辑部提出：1999年，《民族团结》杂志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民族工作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逐一地作系统的回顾与反映。此后，我具体部署了采编工作，也亲自组约了一批稿子。

50年来，民族工作值得回忆的大事情很多。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著名的青岛会议。1957年召开的青岛民族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并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已载入我国民族工作的史册。还有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也堪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量级”会议，是一次在民族工作方面拨乱反正的会议。它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民族工作实现由乱到治的转折。此外，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都有专门文章介绍。这些文章，都是请当时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做工作的老同志撰稿，如陆新地撰写《回忆青岛民族工作会议》；罗炳正和底润昆撰写《开创“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全国边防工作会》；《亲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由杨侯第撰写。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壮举，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一个重大举措。针对上述一系列民族工作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系统地组约了稿件。记得采编中央民族访问团的稿件时，我特别责成编辑部跟远在云南的老民族工作者王连芳（他当时是西南访问团成员）联系，请他撰写回忆文章。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在为我们撰稿不久后就离世了。

1999年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15周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是在中央领导下由乌兰夫同志主持完成的。为此，我们请到了当年在乌兰夫同志身边工作并直接参与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的底润昆，由他撰文回忆了《乌兰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请一位民族法专家（全国人大民委法案室主任敖俊德）从法理角度谈了民族区域自治法。

此外，民族识别的历程，也成了回忆的一个主题。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10月出版的第10期杂志，编辑部精心组织，用整期篇幅来报道共和国50周年纪念的主题，整合了“见证共和国”、“共和国的怀念”、“共和国往事”、“风雨兼程五十年”等栏目，编排得很精致，让人耳目一新。

一百年说民族

百年说民族，是整个1999年杂志关注的主题。在这百年间，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意义重大。从1999年第1期开始，由当时的编辑部主任郑茜提议并具体执行，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回望”特别专栏；又在每期版权页之前的第2—3页间，设立了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大事记”的跨页通栏标题，将百年间中国少数民族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革，归纳成12个方面——“中国少数民族实行社会制度改革”；“中国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识别”；“从刀耕火种到科学种田——中国南方山地民族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游猎到定居到全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从游牧到定居——中国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创立”；“全面继承、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空前发展的少数民族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获得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发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这12个题目是郑茜同志与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认真研究后拟定的。现在看来，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管窥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历程的比较完整的视角。

展望新世纪

对于哪一年进入新世纪，当时有不同的说法，后来才明确新世纪从2001年开始。但到1999年年末，全国全世界已是一片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的气氛。我们杂志也不例外。编辑部的同志早就开始酝酿、策划迎接新世纪的报道选题。

当时的采编工作是很繁忙的，千头万绪，但是编辑部还能做到有条不紊。编辑部主任郑茜提出用举办一个“专家论坛——中国少数民族的跨世纪话题”的活动，来迎接新世纪。我听了，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全力支持。此后，大家积极出谋划策。我还出面邀请了一些专家。

这个“专家论坛”最后的阵容是很可观的：时任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的杨侯第，时任国家民委民研中心副总干事的毛公宁，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鞍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北京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杰，中科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原秘书长赵献英，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平，时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白庚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杨圣敏，《民族教育研究》主编滕星等应邀出席了专家论坛。

这些专家学者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就世纪之交我国少数民族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全球一体化、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教育、提高民族凝聚力等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论坛搞得很成功。经过编辑部的整理，最后出来的版面很漂亮、大气。论坛上的一些观点，很快在社会上、在学术圈子里传播开来，产生了很好的舆论影响。

关于更改刊名工作

1999年，涉及到更改刊名的一些工作，在此简短回忆一下。

杂志名称由《民族团结》改为《中国民族》，经历了李金池、我和李建辉三任社长主持工作时期。李金池同志任社长、总编辑时，曾在1994年、1998年两次向国家民委递交报告，要求将《民族团结》杂志刊名改称《中国民族》，但没有得到批示。我到杂志社后，继续推动该项工作。当时，我们班子几个人聚在一起，认真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能更改刊名？症结在哪里？

我们和国家民委相关部门沟通，得知他们认为更改刊名的申请论证还不够充分。譬如，《民族团结》的刊名是否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也有人说是老同志反对。因此，找到《民族团结》创刊时的原始档案，变得十分关键。

1999年春节过后，社党委研究决定，委派沙格德尔和曹岫森两位同志去国家民委办公厅档案处查找创刊的相关原始档案。在当年的两会期间，他们找出一个目录条，发现有一项是关于《民族团结》杂志的由来的，但档案已移交国家档案馆保存。随后，在国家民委档案处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在国家档案馆查找到了有关《民族团结》杂志创刊的原始档案。

根据这份珍贵的档案，我们了解到，1956年5月，民族出版社总编辑韩道仁执笔，向民委党组上报《关于创办民族月刊的计划草案》中拟订了三个刊名：《中国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其中第一个刊名就是《中国民族》，尚未提到《民族团结》。同年6月，民委党组以族发95号向中央统战部并中央宣传部行文《关于创办民族团结月刊的请示报告》中，建议刊名定为《民族团结》。7月31日，中央宣传部正式行文批复。也就是说，这个刊名并没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更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由周总理亲自定的。因此，社党委于1999年4月，又再一次上报了《关于〈民族团结〉更名为〈中国民族〉的补充报告》，请求国家民委党组抓紧时间研究《民族团结》杂志更改刊名的问题。

查找档案这件事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不去档案馆查找，人们也许将永远不知道刊名是怎么来的。据沙格德尔同志讲，当时存放这一档案的柜锁已年久生锈，是档案馆的同志费了好大劲才打开的。我们听了都很感动。有了这一珍贵的原始档案，我们更改刊名就顺利多了。随后，社里邀请国家民委的老领导征求意见，得到了所有老同志的支持，老同志都表达了希望更改刊名的工作能够尽快落实的心愿。

2000年4月，我调到国家民委机关，改刊名的工作最后由李建辉同志主持完成。

（作者原为民族团结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