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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07-07-04杜幼康

南亚研究 2007年1期
关键词:印巴南亚阿富汗

杜幼康

【内容提要】 近年来,南亚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对南亚主要近邻中国而言,这些变化为改善其安全环境带来诸多机遇,但也蕴含着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从长远看,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应能趋利避害,与南亚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多来,作为世界上受其后续事态发展以及国际反恐战争冲击最大的地区,南亚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南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态势乃至国际关系格局相应改观,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次大陆的地域范畴。中国是南亚的近邻,这一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到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与稳定以及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而且还将对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自2001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持久自由行动”以来,南亚安全形势发生了诸多重要┍浠。

(一)美国影响和干预南亚事务的能力与手段空前增强。九一一事件后,在美国与南亚的关系史上,布什政府取得三项重大突破:其一,美军借反恐首次进入南亚,在阿富汗及其周边一举建立或获准使用十余个军事基地,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军事协定,(注:该协定全称为“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ACSA),规定美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军队在联合演习、训练、部署、军事行动中相互提供后勤援助和服务。See “Pak-US Sign Defence Accord”,The News,February 10, 2002.)形成长期驻军南亚的局面。其二,美国以反恐为契机,解除对印巴核试验的制裁,推动美印美巴关系同时全面升温,首次与印巴都结成“战略伙伴”。近年来,美国与印度宣布《战略伙伴后续步骤》,发表《美印伙伴:合作与信任》声明,达成为期十年的《美印防务关系新框架》,并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将美印关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注:Condoleezza Rice,The U.S.-India Civilian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Opening Remark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April 5, 2006.)与此同时,美国与巴基斯坦也在向布什总统所说的“基础广泛、经久不变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George W. Bush,“President Addresses Asia Society, Discusses India and Pakistan”, at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2, 2006.):巴基斯坦参与反恐合作,将捕获的约600名恐怖分子移交美方,而美国则豁免巴方10多亿美元债务,对巴方实施为期五年、总计3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注:据报道,这一援助计划与巴基斯坦继续提供反恐合作、防止核扩散和恢复民主政治挂钩。See Anwar Iqbal and Masood Haider, “US Package Tied to Certain Goals: Post”,Dawn,June 26, 2003.)主动给予巴方“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并恢复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其三,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首次主导阿富汗事务,掌控该国和平与重建进程,并着手对其进行全面改造,促使其出台新宪法并完成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普选。不言而喻,上述重大突破使美国对南亚地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影┫炝Α

(二)南亚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冷战结束后,南亚一度成为大国遗忘的角落,直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进行核试验,这一地区才重新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九一一事件后,南亚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战场,而摆脱国际制裁的印巴两国则抓住发展机遇,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明显增强。自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GDP年均增长6%,近3年分别为8.5%、7.5%和8.1%,至2005-2006财年达到32万亿卢比,相当于7233亿美元。(注:“General Review”,Economic Survey 2005-2006,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27, 2006.)印度军事力量规模位居全球第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亚洲唯一同时拥有核武器及航母的国家,其国防预算近年来亦水涨船高,2006-2007财年达8900亿卢比,约合20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7.2%。(注:“Budget at a Glance”,Union Budget 2006-2007, 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28, 2006.)经过多年的发展,印度的科技实力和研发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亦名列前茅。近年来,为加快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印度正努力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印度作为一个新力量中心的崛起,将改变地区力量对比,还可能引起现有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一是在南亚反恐、稳定阿富汗局势、解决伊朗核问题等领域,美国均迫切需要巴方的配合与支持;二是面对九一一事件后伊斯兰世界饱受冲击的现状,巴基斯坦作为地处反恐前沿、唯一拥有核武器和世界第二大穆斯林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中有较大发言权,当前正推动伊斯兰会议组织改革,并曾出面调停伊拉克问题、苏丹达尔富尔冲突等涉及穆斯林国家的争端;三是因有关国家正在计划兴建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两条能源管道,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鉴于上述原因,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鲍彻曾强调,南亚“正在开始改变全球力量平衡”,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成败,“攸关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注:Richard A. Boucher,Pursuing Peace, Freedom and Prosperity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Remarks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6, 2006.)

(三)印巴局势由高度对抗转向全面缓和。九一一事件后,印度以议会大厦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兵营遭到恐怖袭击为由,在印巴边界部署重兵,形成军事进攻态势,旨在搭打恐顺风车,压巴方停止支持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武装。2002年5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要求印军做好牺牲准备,公开宣称“决战时刻已经来临”。(注:Luv Puri, “Be Ready for Decisive Battle, PM Tells Jawans”,The Hindu, May 23, 2002.)面临印方大兵压境,巴基斯坦针锋相对,进入临战状态。于是,双方在边境地区百万大军对峙,在不到半年时间内竟两度濒临战争边缘。后经国际社会大力斡旋,巴方做出“永久停止越界渗透活动” (注: C. Raja Mohan, “Musharraf Vows to Stop Infiltration: Armitage”,The Hindu, June 8, 2002. )的承诺,这场战争危机方得以化解。印巴双方也以此为契机,逐步缓和两国关系。2003年4月,印度总理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向巴“伸出友谊之手”(注: Shujaat Bukhari, “PM Extends ‘Hand of Friendship to Pakistan”,The Hindu, April 19, 2003.),巴方随即予以积极回应,两国开始启动和平进程。自2004年以来,印巴已举行多次首脑会晤,双方就克什米尔等八个议题开展了四轮全面对话,并由最初建立互信措施逐步转入解决实质问题阶段。印巴关系正常化使近年来南亚局势基本趋于稳定。

(四)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南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阿富汗反恐战争打垮“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南亚打恐进入第二阶段,重点转向巴阿边界的部落地区。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困兽犹斗,并与当地宗教极端势力合流,继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袭击对象包括巴阿两国领导人、军方和政府机构以及外国人士。“基地”组织甚至公开宣称巴基斯坦政府是其主要敌人,号召巴基斯坦人民推翻它。(注: Iftikhar Ali, “US Report Calls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Formidable”,The Nation, April 29, 2005.)近年来,塔利班武装呈卷土重来之势,逐步从阿富汗南部向东部、中部、西部和首都喀布尔周边地区扩展,并不断向外国军队、政府机构和军警等发起进攻,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在2006年达近五年之最。据统计,塔利班全年发动袭击5000余次,相当于2005年1600次的三倍多,其中自杀式炸弹袭击从2005年的27起猛增到2006年的139起。(注:Bruce Riedel, “Al-Qa'ida Five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Qandaha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7, p.9.)截至2006年12月上旬,上述袭击及各类恐怖事件已造成阿富汗境内4000多人丧生。

同时,南亚各国反政府武装和暴力活动亦相当严重。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外,印度国内企图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纳萨尔派日趋强盛,影响波及12个邦,其东北部地区分离主义势力此伏彼起,暴力恐怖活动层出不穷。自1996年以来,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建立了多处根据地,活动范围超过全国一半地区,仅2005年就在各种袭击和爆炸中造成至少593人丧生,其中平民263人。(注:U.S盌epartment of State, Chapter 5 “South Asia Overview”, in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April 2006.) 所幸的是,尼泊尔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经过艰苦谈判,已于2006年11月达成和平协议,为结束国内长达11年的内战、恢复和平带来了希望。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则屡屡破坏其与政府2002年达成的停火协议,2005年8月甚至暗杀了外长,致使其国内和平进程出现倒退。据统计,自2005年12月以来的一年里,双方冲突已导致3500多人死亡。孟加拉国恐怖袭击事件也时有发生,特别是2005年8月17日一天之内全国发生数十起连环爆炸,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此外,阿富汗的毒品问题近乎失控。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6年阿富汗鸦片调查》报告,2006年阿富汗鸦片种植数量出现大幅反弹,34个省中只有六个省未种植鸦片。全国鸦片种植面积达到16.5万公顷,比2005年的10.4万公顷增长59%;鸦片产量6100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比2005年的4100吨增长49%,占世界总产量的92%。(注: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06”,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Vienna, Austria, October 2006, p. 1.)卡尔扎伊总统不得不承认,阿富汗鸦片种植和交易已到失控的程度。日益猖獗的鸦片生产和交易变相资助了恐怖活动,影响了和平与重建进程,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贻害周边地区甚至远至欧洲。上述状况严重影响到南亚国家国内安全局势以及社会经济┑姆⒄ 。

(五)有关大国采取合作态度应对威胁地区安全的挑战。九一一事件后,中、美、俄等大国及欧盟和南亚诸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地区局势稳定、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遏制宗教极端势力蔓延、打击武器走私和毒品交易等方面,不存在大的利益冲突,相反都有互相借重的需要,并且业已开展不同程度的合作。至于有关国家在南亚开展反恐合作的情况,在此毋庸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02年印巴关系高度紧张、南亚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中、美、俄、英、德、法、日等大国和欧盟均派遣外长、副外长或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奔赴南亚进行斡旋,并利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成员国领导人会议,敦促印巴放弃对抗,并撮合它们开展对话,最终成功化解战争危机。近年来,有关大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推动阿富汗和平与重建进程,改善其国内安全局面,逐步改变民众贫困状况,打击毒品走私等,开展了多种方式的合作,并提供了大量援助。

从近期看,九一一事件以来南亚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环境。

(一)有利于中国西部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稳定中国西部周边环境的重要性随之更为突出。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邻近的印巴克什米尔之争(包括卡尔吉尔冲突)和阿富汗内战却是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两大“热点”。九一一事件后,特别是2004年以来,经过南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印巴两国关系全面缓和,迄今已进行三轮全面对话。由于牵涉印巴领土争端、民族纠纷、宗教矛盾以及国内政治问题,克什米尔问题虽然仍为困扰两国关系的症结,但已列为印巴全面对话的主要内容之一,而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业已成为双方共识,这一趋势不会逆转。同时,随着国际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取得的阶段性胜利,阿富汗南北对峙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而阿富汗也不再是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和以塔利班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横行无忌的国度。此外,美国改变重印轻巴政策,取消对巴制裁,提升美巴关系,使巴方战略处境大为改善。显然,巴基斯坦保持稳定,符合包括中印等所有邻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与中国希望南亚和本国西部周边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相符。

(二)有利于沉重打击“东突”恐怖势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境内外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东突”恐怖势力的分裂活动呈上升趋势,各种分裂组织纷纷冒了出来。据统计,1990-1995年间,新疆公安部门共抓获分裂组织和团伙109个,而1997-1998年间激增至344个。(注: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365页。)其中,1997年在境外成立、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突厥伊斯兰运动”是“东突”的一个主要恐怖组织。它不仅任命其一重要头目为“新疆总指挥”,派遣其入境建立该组织分部和十多处恐怖活动训练点,而且里应外合,筹划和制造了一系列爆炸、暗杀和袭击等恐怖事件。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协助塔利班参战时,首次被“北方联盟”武装抓获,暴露出他们在境外接受军事训练、积累实战经验后再潜入新疆进行恐怖活动的事实。(注:Apratim Mukarji, “Chinese Muslims Held in Kabul”, Hindustan Times, August 28, 1999.)九一一事件后,阿富汗反恐战争在捣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老巢的同时,也基本铲除了“东突”恐怖势力在其境内的主要军事训练和活动点。2002年8月,美国基于“东伊运”从事恐怖活动的确凿事实,宣布将其列为“暴力袭击手无寸铁的平民、无视他人受到伤害的恐怖组织”,(注:Zamira Eshanova and Bruce Pannier, “US Adds to Its Terrorist List; China Benefits”,Daily Times, September 3, 2002.)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也随之将其定为恐怖组织。此后,“东伊运”一再遭到重创,其中包括2003年10月巴基斯坦军方对巴阿边境部落区实施清剿行动时,当场击毙在当地流窜的“东伊运”创始人艾山·买合苏木及其同伙。国际反恐合作沉重打击了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有助于中国西部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改善治安环境,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

(三)有利于并行不悖发展中印、中巴关系。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以来长期不和,对其他大国与对方发展关系一向十分敏感。这使有关大国难以与印巴双方同时发展良好关系,冷战时期美苏做不到这一点,冷战结束后近十年里这一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变。印巴均为中国重要邻国,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它们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真诚希望印巴双方本着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比较而言,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患难之交,两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间的考验,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中印则皆为文明古国,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曾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也经历过一些曲折。九一一事件后,随着国际和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印巴关系的改善,中国在巩固和加强中巴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也与印度在双边关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时,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是两国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11.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87亿美元,年均增长32%,(注: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328/default.htm)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三是中印战略对话实现机制化,而中印边界谈判也取得积极进展。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印时,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强调,印度高度重视印中关系,以互利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印中关系,并认为任何力量都不会阻碍印中关系的深化和发展。(注:《胡锦涛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会谈》,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2日。)随着中国与印巴分别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中巴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不断加深,互利合作的领域逐渐扩大,中印、中巴关系正在并行不悖地健康发展。

(四)有利于改善和加强中美关系。2001年初,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大幅提升与台湾当局关系,致使中美关系严重受挫。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其对外战略的重点,并随即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国是与阿富汗等南亚国家相邻的唯一大国,与大多南亚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在本地区有重要安全利益和传统影响。中美双方遂共同努力,将国际反恐合作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不久即将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南亚地区,除了反恐领域外,中美双方还在其他重要地区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合作。例如,在2002年印巴百万大军紧张对峙之际,中美双方保持磋商和协调,均派遣高级外交官员前往南亚斡旋,推动印巴开展对话,最终成功化解印巴战争危机,维护了南亚反恐大局和地区稳定。再如,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支持以卡尔扎伊为首的阿富汗中央政府以及和平与重建进程,并在2002年1月承诺5年内援助阿富汗1.5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各半。(注: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206/default.htm)近年来,中国为阿富汗援建了帕尔旺水利工程、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等项目,并在物资援助、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助阿重建。由于美国在反恐、阿富汗、地区稳定、防扩散等问题上重视中国在南亚的独特作用,南亚事务实际上已成为亚洲地区除朝鲜半岛问题外中美之间又一重要合作领域。这对于推动中美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从中长期看,美国大举进入南亚,不断加大对南亚的投入,既有反恐等现实需要,也有经营其亚洲地缘战略的长远考虑,在中国周边增添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近两年来,美国一再表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美国国防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战略报告表明,五角大楼仍将中国视为其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其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宣称中国“最可能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并在今后发展出可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破坏性军事科技”。(注: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6, 2006, p.29.)与此同时,美国战略重点正在转向亚洲,并且还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做了相应调整。2005年1月,美国军方邀集中亚五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高官召开“中亚—南亚国家地区安全会议”,力图使美国长期驻军合法化,并有意控制印度洋—中亚交通和能源通道。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南亚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有可能对中国安全环境和地缘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南亚地区面临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具有跨国和跨地区性质,它们也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

南亚是中国周边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九一一事件以来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继续保持中国西部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切实维护自身战略利益,成为当前中国南亚外交面临的挑战。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适时提出共建“和谐南亚”的倡议。2006年6月,胡锦涛主席继倡导“和谐世界”之后,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亚洲各国“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注:胡锦涛:《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载《人民日报》2006年6月18日。) 建设“和谐亚洲”,是在延续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升华中国的亚洲政策,也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动塑造和平国际环境、引导建立和创新亚洲地区秩序的重要实践。其中,共建“和谐南亚”既是“和谐亚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和谐亚洲”长远目标的重要步骤之一。在中印同时崛起的背景下,这有助于减少有关国家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也符合南亚地区和整个亚洲的利益。当然,作为“和谐南亚”的首倡国,中国除当身体力行外,还需义不容辞为此肩负更多责任并做出相应贡献。

(二)在南亚地区推介“共同安全”观。如前所述,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南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南亚一度成为国际恐怖组织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因而南亚反恐注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即使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也难以独力应对。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正是在中、俄、印、巴等国的支持和配合下,以较小代价取得了重大战果。此外,在维护地区局势稳定、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遏制宗教极端势力蔓延、打击武器走私和毒品交易等方面,中、美、俄、印、巴等国都有共同利益,也有互相借重的需要。面对威胁地区安全的挑战,南亚地区内外国家唯有在上述领域加强沟通、协调,保持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合作势头,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南亚地区推介“共同安全”观适逢其时。这将促使有关国家以共同安全利益为重,逐步摒弃西方传统的大国制衡理念,从而减少和弱化美国的南亚政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增进相关国家间关系,进一步促进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三)主动融入南亚区域合作进程。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东亚“10+1”、“10+3”会晤和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在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一张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网络,惟有南亚阙如。其中,由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10+3”会晤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常运行,中国与南亚以外的大多数周边国家的领导人每年至少会晤一次,而这种高层会晤有利于双方加强沟通,及时发现和解决双边问题,推动国家间关系不断发展。令人欣慰的是,自2005年11月起,中国已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国。鉴于南盟情况较为特殊,中国参与南亚地区合作似宜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有关国家接受程度;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参加南盟开放的各个合作领域;突出合作共赢,推进多边合作进程;不搞无谓竞争,重视与美国、日本等观察员国的协调。从长远看,应探讨中国—南盟关系向中国—东盟合作模式转变的可能性。

(四)可考虑适时参与乃至启动大型合作项目。根据南盟实际情况,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与南盟在经济、贸易、科技、教育、卫生、扶贫以及人员交流等领域加强互利合作,有助于双方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携手共同发展。如条件成熟,可考虑参与或者启动一些大型合作项目。例如,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印两国均为能源消费大国,虽然在争取油气资源方面存在竞争性,但在确保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和能源运输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和立场是一致的。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企业、专家和学者提出不少计划和设想,借助南亚的地理优势开展能源合作,铺设相关油气管道。其中,正在计划兴建的有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和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提出设想的有俄罗斯—中国—印度能源管道和中亚—中国—印度能源管道。这些大型合作项目一旦上马,不仅将加强有关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经济发展,而且将促使这些国家进一步密切相互间的关系。

总之,随着印度的崛起和国际反恐斗争的深入,南亚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将继续上升。在中、日、美等国已相继成为南盟观察员国的基础上,南盟有望逐步发展成为大—中—小国家、发达—发展中—最不发达国家并存和超越南亚地理范畴的较大地区组织。作为南亚最大的邻国,中国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以及同所有南亚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有利因素,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有关国家共同推动建设“和谐南亚”。显然,这有利于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有利于促进大国在南亚的合作,也有利于南亚形成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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