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武铃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伊克巴尔民族思想的发展和构成：他对印度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的理论阐述；他通过揭示民族主义与西方历史及基督教的关系批评印度穆斯林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他的民族思想中的宗教、政治意味；他的民族思想对巴基斯坦国家理论的影响。这些探讨都是在对伊克巴尔本人作品的细致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他的宗教思想紧密相关，对当时印度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现在他的民族思想的影响还波及巴基斯坦的国家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的民族思想做出认真的分析。

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既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反映，也带有他思想发展的个性特色。当时印度的现实政治是：一，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力图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印度内部印度教群体和伊斯兰教群体为独立后的权力分配进行激烈斗争。这是当时最重大的政治现实。伊克巴尔作为深具诗人激情的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针对现实提出了自己富有想象力、充满激情、基于哲学思考和洋溢着强烈宗教情怀的民族理论。伊克巴尔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他早年的民族意识与他晚年成熟时期明确的民族理论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把他的民族思想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民族意识阶段和晚期民族思想阶段。

我们把伊克巴尔早期民族意识的时间定为1896-1905年，也就是他最早发表诗歌到他去欧洲留学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他从19岁到25岁的热血青年时期。这一段时间，他先作为学生，后作为老师，最重要的是作为诗人。他的影响和成就是诗歌。他的诗歌流露着他的情感和思想。这段时间他写下的一些著名的诗，如《喜马拉雅山》、《印度人之歌》、《拉维河畔》等，都是民族感情强烈、爱国主义激情高昂的诗，表达了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国家的热爱。这些诗的中心主题是被称作印度斯坦的国家，他把自己称作印度人，赞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不相同的人们，呼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

这些诗的主题是歌颂祖国的山河和历史。这是最普遍的爱国主义主题。还有针对现实问题的《痛苦之声》和《痛苦的画卷》。最引人注意的是《新庙宇》和《一个心愿》，呼吁印度各教派摒弃纷争，团结起来。他认为印度痛苦的根源在于内部的分裂。这种感情是一个殖民地热血青年本能的反映。他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两个明确的特点：一是国家认同，超越宗教的分界；二是关注作为一体的印度所面临的问题。这两点和他后期的民族思想有着巨大的区别。

伊克巴尔后期的民族思想指的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阐明的民族思想。它集中体现在他著名的《1930年全印穆盟年会主席讲话》、《1932年全印穆斯林大会主席讲话》和1938年3月他临终前八周发表的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答毛拉拉·哈桑·阿赫麦德关于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声明》中。特别是最后一篇，是他对民族主义发起的专门论战。

1905年至1908年在欧洲的留学经历，对伊克巴尔有着重大影响。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目睹欧洲文明的现状，对欧洲整个文化历史进行的思考，促进了他对自己的宗教文化身份的自觉认识。在真实的欧洲现实面前，他早先对西方文明的一些幻想破灭了。他深刻认识到西方文明中残酷的、非人性的物质化力量，将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毁灭。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完全失去了平衡：物质力量完全吞噬了人的精神生活。于是，他返回到自己的伊斯兰教的历史和教义中，吸取真正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以灌溉他认为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的精神的荒原。1908年回国后，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伊斯兰教的现实和历史之中。在1915年的《自我的秘密》和1918年的《非我的奥秘》中，伊克巴尔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哲学中的核心思想。他的充满强烈感情的理想也确定了。以后，他进一步把这一核心思想贯彻到各种具体的论述和阐发之中。20年代他参加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领导一个党，也没有追随一个领袖。我把一生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对伊斯兰教的深入研究。研究它的法律和政治，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和它的文学。”(注：勒迪夫·艾哈迈德·希尔瓦尼编：《伊克巴尔演讲文集》（Speeches， Writings and Statements of Iqbal），巴基斯坦伊克巴尔研究院，1995年，第3页。)他参加政治活动，是为了把自己对伊斯兰精神的理解，带入当时的穆斯林政治活动中。也就是说，他想提供的是一种精神的指导，一种理想的规划。从20年代末开始，伊克巴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思想。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思考，他的思想已完全成熟，他的表述清晰、明确、坚定和充满激情，建立在深刻的分析基础之上，闪耀着犀利的光芒。他后期的民族理论有着鲜明的特色。

在著名的《1930年全印穆盟年会主席讲话》中，伊克巴尔接受了民族这一概念。但是他对民族的含义和印度的民族做出了自己的特别的阐释：印度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教塑造了印度穆斯林，印度穆斯林应该拥有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利。在他的讲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开始的这一段话：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作为道德理想和政治——这个词我在此指的是受一法律体系规范和道德理想激发的社会结构——在印度穆斯林生活史上一直是首要的塑造因素。它赋予的那些基本感情和忠诚，逐渐地把分散的个体和群体联合起来，把他们最终转化成有着自己的道德意识的特性明确的人民。(注：同上书，第4页。)

他还说：“事实上，印度穆斯林是印度人民中唯一够得上在现代意义上被称作民族的人民。印度教徒，虽然几乎各方面发展都在我们之前，但还是没能取得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的同一性。”(注：同上书，第26页。)

他利用民族这一概念向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争取穆斯林的权利。因为当时印度教主导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正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民族主义也是当时世界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而民族自决权也是被西方认可的政治权。因此，伊克巴尔在这里也要争取民族概念这一制高点，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未来的印度政治中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分开选举，寻找支撑。他说：“印度教徒认为分开选举有违真正的民族主义，那是因为他们把民族这个词理解为只是一种大集体，在其中没有任何社群可以保留它自身的个性。” (注：同上书，第13页。)

他极力给民族一词提出合乎自己诉求的内涵和解释。在这个时期，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在争取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有合作也有斗争。这个合作的共同武器就是民族权利。它也成为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争取权利的武器。但是，就在同一篇讲话中，伊克巴尔也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心，那就是穆斯林内部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年轻一代穆斯林被时代所激发，热切地投身于国家事业中，对西方的观念未经伊斯兰教的检验就接受了。他说，“我不知道民族观念在伊斯兰世界的最终命运会怎样。”(注：同上书，第6页。)是民族观念被伊斯兰教吸收转化，还是伊斯兰教自身的结构被民族观念根本改变，无法预测。他认为种族意识的增强可能导致不同的是非标准的发展，甚至导致反对伊斯兰教的是非标准。

果然，从《1932年全印穆斯林大会主席讲话》开始，他后期的民族思想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对民族主义。他充满论战精神地、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他的理由是：“我反对欧洲人理解的那种民族主义。不是因为如果允许它在印度发展，不可能给穆斯林带来物质利益。我反对它，是因为我看出它蕴含着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萌芽，我认为这是对现代人性最大的威胁。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好自然的品德，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自有其位置。然而，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的信仰，他的文化，他的历史传统。在我看来，这才是值得为之生并为之死的，而不是那片有灵的人碰巧与之相关联的土地。”(注： 同上书，第31页。)

“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还不大为人所知时，我却摒弃了它。从一开始，我就从欧洲人的著作中非常清晰地辨认出，欧洲的帝国主义构想非常急切地需要这一有效的武器——在穆斯林国家中鼓吹欧洲概念的民族主义——把伊斯兰的宗教统一分裂成碎片。……”

“对自己家乡的爱是一种自然本能，无需强调去培养。然而，在当今的政治论调中，民族的理念不仅是地理性的，更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原理。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政治概念。因为伊斯兰教也是一种社会律法，因此当国家一词用作政治概念时，就与伊斯兰教产生了冲突。”(注：同上书，第301-302页。)

他反对民族主义，最根本的理由是：1，民族主义是一个欧洲概念，在宗教上，它将导致无神论唯物主义，从而损害伊斯兰教。2，在政治上，（1）民族主义是基于人们对生活于其上的土地的忠诚，宣扬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热爱，是以地域、种族、肤色、语言为纽带的。它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当作最重要的精神原则。这与伊斯兰教冲突。伊克巴尔在这里的逻辑是，惟有伊斯兰教才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则。除了伊斯兰教，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精神原则。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只限于地理概念是可以的，但作为政治概念就不行了，因为它冲击了伊斯兰教的绝对地位。它的直接政治后果将造成伊斯兰教世界的分裂。他认为正是民族主义的泛滥导致欧洲的分裂、动荡和纷争，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不稳定。现在，欧洲向伊斯兰世界输出民族主义思想，是一种险恶的阴谋。他认为伊斯兰教是超越地域和种族区别的，宣扬各民族在伊斯兰教之内平等、团结，联合为一体。（2）民族主义要求的是政教分离。国家负责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宗教只是个人信仰，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宗教不能干涉国家权力，影响公共事务。伊克巴尔认为这是基于基督教传统得出的政治结论，完全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历史和传统。这种政教分离的民族主义，将取消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他认为取消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就是取消了伊斯兰教。

在阐明这些问题的时候，伊克巴尔特别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优越性。他从宗教史的发展来说明伊斯兰教精神比所有其他宗教精神更完善：“宗教史确实表明，在古代，宗教是民族性的，就像埃及、希腊、伊朗的宗教那样。后来，宗教成了种族性的，就像犹太教一样。基督教教训说，宗教是个体的，是个人事务。宗教成了个人信仰的同义词。欧洲人认为惟有国家对人的社会生活负责。是伊斯兰教，也惟有伊斯兰教，第一次向人类传递这样的信息，宗教既非民族和种族的，也非个体和私人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目的就是超越人类之间的各种自然区别，把整个人类组合统一┢鹄 。”(注：同上书，第302-303页。)

他充满激情地宣称：“如果人类社会的目的是确保各民族间的和平与安全，并把它们目前的社会组织体转化为单一的社会秩序，那么，除了伊斯兰教，再不可能有别的社会秩序了。这是因为，根据我对《古兰经》的阅读，伊斯兰教的目的不仅是改革个人道德，还在于逐渐地但根本性地改造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样，将完全改变民族和种族的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纯粹的人类意识以取代民族和种族观念。”(注： 同上书，第302页。)

他把民族主义看成是基督教传统和欧洲历史的一个必然的错误的结果。他认为基督教自其初期就是一个非世俗的修道团体。他们追求的只是个人灵魂的拯救，只专注于精神生活。对社会的公共权利、世俗的物质生活毫不关心，完全交给世俗统治者。他们的原则是，“把凯撒的给凯撒，把基督的给基督”。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分开的。后来，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教会组织。路德的宗教改革反对的就是教会，而不是世俗统治权力。伊克巴尔认为路德的改革是非常正当的，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基督教的分裂和各民族的分离。欧洲开始寻找新的民族生活的基础。他们找到了民族主义作为基础。这些民族国家接下来的结果是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国家原则与宗教原则之间的战争。这些力量最后使欧洲陷入非宗教化、怀疑主义和经济冲突之中。

伊克巴尔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民族主义在基督教中出现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基督教宗教的权力和世俗权力是分开的，而伊斯兰教在一开始就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权力和世俗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既约束人们个人的精神生活，也管理公共的社会生活。同时，伊斯兰教没有教会组织，也就没有了路德那种改革的缘由。因此伊斯兰教本身的历史中是不可能发展出民族主义的。他强调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民族主义意味着国家行使世俗的公共权力，而宗教只对个人精神有影响力。他认为伊斯兰教一旦丧失公共影响力，最终也将丧失精神影响力，从而导致非宗教化和无神论。

伊克巴尔阐述的反对民族主义的理由是宗教的和历史的，但他最直接针对的还是现实政治，避免居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在印度独立运动中陷入多数的印度教教徒占优势的政治权力格局中。印度教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旗帜，呼吁团结，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主制国家。伊克巴尔担心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中，穆斯林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不能按照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当时印度的政治斗争，不是印度与英国之间的斗争，而是印度教多数社群与穆斯林少数社群之间就是否完全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原则的斗争。在《1932年全印穆斯林大会主席讲话》中谈到克什米尔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当前印度的斗争有时候被描述成是印度在反抗西方。我不认为它是在反抗西方。…… 目前斗争的真正对手不是英国和印度，而是印度的多数社群和少数社群。少数社群不愿意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原则，除非进行适当的修改以适合印度的实际┣榭 。”(注：同上书，第43页。)

他认为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装模作样的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从欧洲的前提出发，在理论上是对的，但从印度的角度看，在事实上就是错的。因为印度的大多数没文化的乡村农民，绝大多数穆斯林民众属于这一类，根本就不知道城里有文化的人谈论的民主是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权利斗争，都是服从这一政治现实的。

伊克巴尔把当时印度的政治斗争定为不是印度和英国之间，而是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斗争，其真正用意是针对穆斯林内部思想状况的。他的这些反民族主义都是针对穆斯林内部的思想倾向。他认为穆斯林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统一的印度国家思想是有利于印度教徒的，是损害穆斯林利益的。他一再告诫穆斯林：“如果一些穆斯林错误地认为宗教和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概念可以手挽手地联合在一起的话，我要及时警告穆斯林，这一进程将最终导致非宗教。”(注：同上书，第304页。)“惟有伊斯兰教才能在真正的文化或政治意义上维系一个民族。”(注：同上书，第309页。)他的最后一篇文章《答毛拉拉·哈桑·阿赫麦德关于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声明》完全是针对穆斯林内部的民族主义的论战性文献。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总结。伊克巴尔后期民族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930年的讲话中，他强调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伊斯兰教是形成印度穆斯林民族的动力。他提出真正的民族的观念，竭力给民族一词注入自己的解释。1932年讲话和1938年的文章则完全反对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给予彻底否定。这两个阶段的思想都是服从政治的需要，前者是作为和英国及人口占多数的印度教徒进行斗争，后者是反对穆斯林内部思想倾向的斗争。伊克巴尔的民族思想完全从属于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中压倒一切的是伊斯兰教，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思想又从属于他的宗教思想。

虽然在伊克巴尔去世后两年，穆斯林联盟在1940年的年会上才提出建立巴基斯坦的目标，他去世九年后，巴基斯坦才建立，但是伊克巴尔对巴基斯坦建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巴基斯坦立国的重大贡献众所周知：他在1930年的穆斯林联盟年会的主席致辞中最早提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并论证了其可能性。他说服真纳接受把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作为政治目标。他的民族理论成了真纳后来领导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的重要思想来源。正因为这样，在1940年穆斯林联盟拉合尔决议之后，真纳宣称：“伊克巴尔已不在我们中间，如果他活着，知道我们做到了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肯定会高兴的。”(注：卡拉姆·焦格塔伊编辑、注释和翻译：《伊克巴尔：新的内涵——未曾发表的伊克巴尔研究文集》（Iqbal: New Dimensions-A Collection of Unpublished and Rare Iqbalian Studies），拉合尔里程碑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

“两个民族”理论对赢得印巴分治和建立巴基斯坦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巴基斯坦建立之后却给国家认同带来了争论。“两个民族”理论的核心是，伊斯兰教使印度穆斯林成为一个民族。建立在这样的“宗教民族”理论上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宗教国家？这在巴基斯坦内部引起激烈论争。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的运行要以追求国家的最高利益为最高原则，也要求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要能宽容国民中不同的宗教倾向，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然而，这种现代国家的现实利益原则却与那种宗教理想构成矛盾。对宗教的忠诚，维护宗教的统一，会造成国家的分裂和瓦解，无法维护国家利益以保障全体国民的利益，而对国家的忠诚，势必弱化宗教的影响。正是这一国家理论中的矛盾导致了巴基斯坦建国后国民对国家认同的不一致，国家政体的不稳定。曾经推动、催生巴基斯坦建立的伊克巴尔的民族理论，现在又成了这个国家政体不稳定的原因之一。这是伊克巴尔可能没有想到的。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提出的设想成为现实之后，不得不在现实之中受到现实利益原则的束缚。伊克巴尔的宗教民族理论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宣扬超越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差别，建立理想的国家。但国家作为现实中的存在，是有其地域、种族和文化的现实政治利益的，这种现实利益是无法超脱的，而超脱的宗教民族主义会带来国家分裂主义。这种思想符合印巴分治方案的需要，也导致后来东、西巴的分离。在一个国家成立后，这种有国家分裂主义倾向的民族理论当然无法担负作为凝聚国家意识的国家理论的作用。现在，人们也同时在反省伊克巴尔的民族理论对巴基斯坦现实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