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蒲柳

我们无意将杂文的概念无限制地扩大，之所以出现大杂文理念，盖因为许多以针砭、批判、抨击、讽刺、揶揄见长的短文无“类”可归，犹如行善者将流浪儿或无家可回的乞丐收拢组成一个新家庭。杂文，杂文，杂而又杂，文之又文而已。

依据这个命题，我们将《非常道：1840至1999的中国话语》作为非常规杂文之创新，等于为杂文大家族引进了新品种，它丰富了杂文的选题，同时也让我们尝到了聊备一格的杂文味。

原来杂文还可以这样写——借助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说的“个话”，组成一个特定时期的“众议院”。这些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经历，说出来的话，都代表着彼时彼地某些群体的理念和利益，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体现出世相与社会心理。

同是质疑，同是发问，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康有为是改良派首领，慈禧一伙则是保守派，两派水火不容，康有为若找慈禧，无疑与虎谋皮。简单一句话，便窥探到顽固如慈禧者的凶险杀机。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曾发出诘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终其一生关注人性、国民性，他创作的杂文一直探究、批判国民性，国民性是他魂牵梦绕的民族病灶，所以才能发出如此沉痛的诘问。杨靖宇那个质疑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诘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他们不懂得，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罢了。

原来杂文还可以这样写——不需要作者自己的文字，即不需要作者自己“创作”，而只需要作者选别人的文字，他的头衔不是“作家”，而是“选家”，在这里，“选”就是创作。“选”中有观念，有倾向性，“选”中有构思，“选”中有美学。

如同作家创作选题。选家在千百种书刊中也有个慧眼识珠的匠心。在《意志》篇里，蔡元培先生为维持校纪，面对几百名不肯交讲义费的学生，“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蔡是中国大学校长的楷模，他爱惜人才，呵护爱国学生的壮举与此“挥拳作势”判若两人，绘声绘色地表现出其原则性与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张伯芩也是大学校长，他办教育的理由当然不会只一条，当他看到英国兵与中国兵的精神状态、身体条件、衣着等“有天壤之别”，当即感到羞耻、痛心，所以下决心“改造国民”，而欲达此目的，“就是办教育”，同是人们景仰的大学校长，张与蔡有同有异；同是育人，张伯苓又与鲁迅的方式不尽一致。对此，我们不妨与当今的大学校长们相较，自然可比出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了。

原来，杂文还可以这样写——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从来都是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出发点与着眼点。而小说家、剧作家则常常通过其作品反映历史以比照当今。这是因为时代的长河总是从古至今奔流不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也并非如天地相隔之悬殊。《非常道》从鸦片战争(1840年)中国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话语”起，到二十世纪末，这一百六十年是中国历史最大的变局，作者“纪录”了这一个半世纪各色人等的言与行，从而深刻地“描绘”出我们国家、民族经受的火与血的洗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揭露与鞭挞十分深刻、精彩，为作品增加了含金量。

“选家”的工作可称之为“选学”，“选学”要求“选家”具有广博的智慧，要求“选家”具有胆识，更要求“选家”具有时代精神与政治敏感。作品需要可读性，因此，要求作者具有遘选那些引人入胜“选段”的悟性，如此说来，“选家”的劳作更艰辛、更繁杂。

200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