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波　孙文祥

因为兰成长的死去，一个系列事件中的片断得以在公众面前曝光。兰成长不是第一个发现无证黑矿的“媒体聘用人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踏进这条利益链的人。与偶然发生的刑事案件本身相比，此案所涉的前因后果更值得人们关注。

兰成长为何而去

那天早上，在开往水沟村“黑口子”(当地人对非法采矿点的称呼)的公路上，兰成长并不孤独。兰成长那天雇的司机曹新斌向《瞭望东方周刊》追述，他们10点多上路，开出大同不久，就跟上来一辆车况不太好的黑色“普桑”，车上两男一女，和兰成长、常汉文都认识。“普桑”一路跟着他们的车到了水沟村“黑口子”，下来一人跟兰成长一起下到山沟去勘察矿口。

从“黑口子”到煤主设在水沟村道班房的“办事处”的路上，常汉文还坐到了那辆“普桑”上，他们显然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前来的“同行”。公安机关后来查明，“普桑”上的是《中国论坛》杂志“工作人员”黄焱忻。

黄焱忻的命运与兰成长不同，下午2点多钟，他接到矿主“侯四”的电话，如约去了大同五洲大酒店，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而坚持在原地等待“解决”的兰成长却等到了一场杀身之祸。

无论是深藏山沟的“黑口子”，还是没有任何标志的“煤矿办事处”，如果是纯粹的局外人，不可能找到。据司机曹新斌回忆，兰成长和他都不清楚目的地怎么走，他们过了沙圪坨收费站，兰成长给人打了一个电话，让那人在电话里指示曹新斌该怎么走。

这个线人是谁?矿主“侯四”也很想知道。殴打发生当时，抱头蹲在外面走廊的曹新斌听到，当“殴打审问”进行到尾声时，“侯四”开始追问常汉文和兰成长，“谁让你们上来的?”

常汉文，兰成长供出是“老杜”后，“侯四”马上给“老杜”挂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叫：“老杜，你不够意思，叫人上来，你现在人在哪里？”

得知“老杜”在市里，“侯四”说：“咱们坐坐，我们到市里见面！”曹新斌解释说，“社会人”嘴里的所谓“坐坐”，就是要找麻烦的意思。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兰成长已经无法开口。

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驻站记者”的兰成长，手中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他是不敢在矿上坐等黑矿主前来的。做出这番判断的是兰成长到《中国贸易报》工作前那个单位的上级，国家安监局下属某事业单位主办的《中国安全生产》杂志社驻山西记者站负责人聂来先。

聂来先指着记者拍摄的“黑口子”现场照片分析道，坑口前边有煤堆，煤色漆黑，这就是新煤，因为当地煤含铁，时间长了会变成暗红色：从坑口下来的煤道比旁边土地颜色浅很多，两边还有洒落的煤灰煤块，说明常有运煤车过往。要说出事后的1月10号、1月11号那两天“无生产迹象”还可信；要说从2006年春节炸封后就没有生产过，那是不可能的。

聂来先说，按常规，无证开采算不上什么大事，这回这么多人上“侯四”的矿上去，一定是有“腥味”。

“候四”的动机

矿主“侯四”第一次听到兰成长的声音是在1月10日中午，侯当时正和手下人在香溢园吃饭，侯听完电话，手下问怎么了。侯说：“他妈的，又有一帮记者上去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

“侯四”在看守所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当天遇到兰成长已经是第二拨来要钱的。“两千、五千、三千、四千、两千，三天一共接待了五拨‘记者。这是给了钱的，有的问领导在不在，咱们就说不在，然后问你电话多少。给个电话号后，赶紧把手机关了，手机打不通他们也就走了，这样没给钱的也有四五拨。”

“政府不让出煤，每天出个二三十吨煤你说咱们能挣多少钱？”

兰成长的这个电话终于让“侯四”崩溃了，他决心发泄一下几天来积累的戾气，带上7个已有酒意的手下赶回水沟村。

熟悉“侯四”的大同当地商人告诉本刊记者，“他20几岁能开上宝马，不是不懂事的人。”侯四如此冲动是有原因的。

据当地一位媒体人士介绍，大同左云县去年发生“5·18矿难”后，除了同煤集团和大同地方煤炭集团的矿井，县、乡、村和私人煤矿全刘停产，去年12月中旬以后才逐渐恢复生产，靠这个生存的人员手头很紧，任务也完不成，没有了经济来源，所以一有点线索，大家都扑上去。

但因为停产，矿主手头也很紧。前述大同商人说，煤矿从“5·18”停到现在，税费可不能少，年初又正是要交税费的时候；加上最近省里要求资源整合，相当于拿钱买下煤炭资源。“矿主手头也很紧，两个紧碰到一起，可不就要出事儿？”

即使到了这的候，“侯四”也并“不想破坏这种共生关系”。他在赶赴水沟村的路上提醒手下：“去了看情况，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走了算了。”

进一步激怒“侯四”的是，兰成长、常汉文拿不出新闻出版总署的“真记者证”，还张口就要5000，给2000都不干。

打完人后，“侯四”甩出2000块钱给兰、常二人“看病”，兰、常去医院后也没报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出了人命，兰成长于次日伤重不治，家属终于向公安机关报案。

1月13日，天涯网贴出“山西浑源：黑心矿主打死记者”帖子，兰成长案浮现。

利益链受冲击

兰成长死了，“侯四”的“接待工作”并没有结束。“侯四”在看守所对《瞭望东力周刊》说，那天正在打兰成长的时候，还有一拨“记者”打电话，回到市里拿2000块钱，给解决了。“侯四”说，得知兰成长死讯，准备“跑路”的那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呢，我说有点事，完了再说哇。”

“监督”队伍日渐庞大，让“侯四”常有意外发现，一次，一个自称省政府办的杂志的“记者”打电话来要钱，见了面才知道这人自己早就认识，就是大同街上的一个混混。

兰成长以及初中文化程度被聘为“英文采编部主任”的常汉文这些人，他们进入媒体的记者站，拿不到记者证，没有工资，还有订阅任务，为什么仍然趋之若鹜呢?

与这些“驻站记者”接触的几天，本刊记者经常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用艳羡的口吻讲述一个传奇：“有记者证的真记者下来一趟，弄上100万不成问题。”就连身陷看守所的“侯四”也一直强调：“真记者(来了)就依法办事，人家要什么就给人家提供什么，配合人家。”

可是兰成长、常汉文们注定不可能拿到记者证。大同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杨建国介绍说，记者是个要求比较高的行业，按记者站和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从事采编业务一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才有可能获得记者身份。

兰、常诸人不能不退而求其次，一位供职《中国XX》杂志的“工作人员”说，被一个名字中有“中国”称号的“中央媒体”聘用，也相当管用。这个“职业”肯定比仓库保管员、装卸工人更有吸引力。

大同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杨建国告诉记者，在大同，有9家山西省媒体的记者站在出版局登记注册，6家平面媒体，3家电台电视台；没有登记注册的中央级媒体记者站很多，他们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

某中央媒体驻山西记者站站长认为，一些媒体热衷在山西设站，主要是看到了“黑煤窑”这个“机遇”，利用当地的“弱点”把舆论监督权转化为利润空间，利用各种各样的人和办法创收。这个群体越来越大，煤矿不堪重负，就产生矛盾了。

煤矿为什么就不能硬起来，让人找不到敲诈的“把柄”呢?山西离石地区的一位魏姓矿主正面回答了本刊记者的提问。他说，生意人都懂得成本核算，花钱开通风井、甚至搞台割煤机比起出了事儿给遇难矿工发点补偿金，给记者一点遮盖费，哪个花钱多?大家伙心里都在盘算。记者多了，成本也就上去了。

狱中的侯四这样说：“假记者太猖狂了，否则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政府应该进行打击。你们这些真记者也应该进行呼吁，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同市委市政府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民说：“我有两恨，一恨假记者，敲诈钱财；更恨黑煤窑主，谋财又害命。”

据大同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登明介绍，为了维护正常采访秩序，该市市委宣传部2006年11月29日召开部务会议讨论开通过了开展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活动的决定，升提交市委、市政府批准实施。他们制定这个政策，借鉴了河南省以及本省吕梁地区的经验。市委宣传部准备了半年多时间。今年1月10日，正式在市政府网站上公布。兰成长之死和这个打假活动没有任何联系，纯属时间上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