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洵

大家都知道，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而汉字本身即包容“形、音、义”三大部分。“形”跟我们搞书法者关系最为密切，一幅书法作品，气势再好、行款章法又近上乘，可是字都错了，还有什么学术性、艺术性可言？研究“形”就是文字学。从理念上分析，它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文字的形、音、义的关系，正字法以及各别文字的演变情况。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或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结合国情、普及群众文化而倡导简化字等）；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诚然，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任何一个偏旁、部首都不能含糊。尤其是喜欢写篆、隶书的青年朋友，一定要养成查字书的良好习惯，不能“想当然”，也不能“迷信”某名家用的篆字，自己花点时间去查一下，既增长了学识，也是对读者负责。

音韵学也叫“声韵学”。它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沿革，注重辨别分析字音中的声、韵、调三种要素，并研究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异同的学问。请注意它的研究范围包括古音、今音、等韵及现代音。讲通俗一点，我们搞书法的人可以不去深究，但基本常识要知道，起码在公众场合不要念“半边字”或把字音读错了。因为在人们心目中，您是书法家啊！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的研究词义的学科，偏重于研究古代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也综合分析古书中的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这一方面的著作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来解释某一部论著而写的，如《毛诗注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另一类是搜集词语、分类编次，解释其意义的，如《尔雅》、《方言》、《释名》等。从前老辈讲课时，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说白了，就是解释古书中词名的意义。分开来讲，用通俗的话阐释词义的叫“训”，如《尔雅·释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用我们当代人的话来解释古代词语或用普遍通行的话来阐释方言的叫“诂”。如《尔雅·释诂》：“乔、嵩、崇、高也。”显然，训诂学与音韵学对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研究等，没有文字学更加直接，但有一些常识性的学养，绝对有好处。笔者就亲眼看过有人将杜牧“白云生处有人家”误写成“白云深处”。这一类例子以后还会提到的。

“汉字的起源”是众多青年学子所关心的大题目。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历史最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一个角落，只要有华人定居，一眼望去，书写汉字的招牌就极为醒目地映入眼底。）我们细心翻阅古代文献，就会发现关于汉字的起源有结绳、刻契、仓颉造字等多种提法，或者更为客观地认同汉字是经由以上这几个阶段的过程，最后在悠久实用过程中发展、完善的。

我们的先民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曾经采用一些较为原始的方法论事：以不同形式的“绳结”（变化图案）表示不同的记事内容、在龟板兽骨上刻契横竖不同的痕迹表示不同的数字。可以说文字起初是广大的劳动群众自发地创造、应用，但到后来由统治阶级中一些专门的脑力劳动者进行整理、筛选和推广，并逐步“标准化”（否则，偌大个国家，这个地区人写字另一个地区人不认识，如何交往、交流？）的，于是有“仓颉造字”一说。仓颉也写作苍颉，归传为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今天，我们可以将仓颉看成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代表性人物。就如同讲某一领域研究业绩很大的专家学者是某学科的带头人。这样看问题就比较客观、科学。

“陶文”是战国时代陶器上的文字，一般一个陶器上只有几个字，大都是印文。内容为人名、官名、地名、吉祥语和此陶器制造的年月等，与甲骨文、金文同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资料。清末民初就有许多学者研究，笔者就读过前中央研究院历史文字研究所专家的论文，现在能查见的如已故著名学者、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前辈辑有《古文录》一册，时在民国27年（1938）。此后通过“半坡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深入研究，但终因字太少，而学界争论也大，相比之下，大多数专家认它同殷墟卜辞上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古文字。以史学家的角度而言，人们常说的“三代”是指夏、商、周三个朝代。见《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时期所有金石方面的书体被学者们统称为“三代吉金文字”。而商代的文字发现在陶片、玉铭、青铜器及龟甲兽骨上，以甲骨文的发现最多，也最为重要。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了大批商代甲骨。初由当地农户翻耕棉田时偶然发现。后有山东客商范维卿等携带这些甲骨到了北京，为当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定为文物，大加揄扬，遂为学人所注目。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问世。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期间有大量龟甲兽骨为洋人掠走。不久，罗振玉探知甲骨出土地—安阳小屯，并详为考证此地为商代“武乙之都”。他先后写出《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直到1927年《考释》增订问世，罗氏所释之字已有571个，此后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出版，为“甲骨学”成为显学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从1927年8月，郭沫若作《甲骨文字研究》到1937年4月《殷契粹编》面世，可见这方面的研究已具备良好的体系与较高的理论水平。不仅众多学者以收藏甲骨龟板为荣，如时在南京任教的胡小石、陈中凡等教授，很多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的书家、金石家、学者也率先研究并书写甲骨，如叶玉森、丁仁、柳诒徵、王襄、简经纶等，在海内外书法界产生极大反响。在几代学人深究甲骨文字的高潮中，不得不介绍董作宾。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的“五期分类法”为后来的分期断代研究建立了一个大体上可以遵循的法则。这五期是：

1.武丁时期。多大字，宏放壮伟，极有精神；

2.祖庚、祖甲时期。文字一般较小，严密整齐，已开始追求静穆、工稳的古雅气息；

3.廪辛、康丁时期。开创急就、率意的写法（实质上仍是用刀契刻），奇姿跌宕，体态浑然天成，也就是说已粗具艺术魅力；

4.武乙、文丁时期。多不著书契者（当时叫“贞人”）的名字，风格粗疏、古拙，气势凌厉，劲削而挺拔；

5.帝乙、帝辛时期。多记“王贞”，书风向严密整饬方向发展，大字峻伟丰茂，小字显示精美秀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重刚柔并济。

事实上，董作宾的“五期分类法”构筑了二百余年（公元前1300—前1028年）甲骨文书风的大体框架。在此以后，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计13巨册，收甲骨41956片。实在是煌煌巨著、蔚为大观了。

很多青年朋友问过我，甲骨文在书体上的归属，甲骨文书法可不可写。笔者作了如下的回答：甲骨文与石鼓文、钟鼎文（也叫金文）等古籀文字统属于“大篆”，以区别结体略颀长、笔笔中锋、较为匀称的“小篆”。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政令通畅，命李斯等人整理、研制出“小篆”也就是“秦篆”。这是中华民族首次面世的规范了的汉字。

每次讲到这里，许多青年朋友迫不及待地问我，钟鼎文何以被许多老辈书家称之为“金文”。有人甚至误以为金文是“金国”、“辽国”中“金国的文字”，这是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先秦时代先民们“称铜为金”。故而，后人把古代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商代金文多是一两个字的图形文字（也可称族徽文字），此与图画比较接近，都是实体粗笔描绘。晚周金文字数渐多。迄今为止已发现商代铭文最长也不过40余字。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间肥厚，收笔处时有波挑，间或用圆点、方块点装饰，气象雄奇，体势凝重，常常让我们临仿者浸沉在“书画同源”的艺术氛围中。

第二个问题是甲骨文书法可不可以写。答案是明确的：可以。事实上，我们常在各个层次的书展、书法大赛与群体、个人书法作品集中，可喜地看到很多青年人创作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有个问题要讲清楚，前面提到民国年间许多学者、书家写甲骨文书法，简经纶等人还出过甲骨文楹联的作品集。主体上看，前辈们治学态度严谨，宁缺毋滥。问题是到后来，有些书家、篆刻家以甲骨文书写或入印，由于毕竟甲骨文字数目有限，有些诗词文赋内容中的汉字，甲骨文中没有，他们竟然用钟鼎文字等替代。笔者以为，这就很不妥当。您完全可以换一个内容写，把不属于甲骨文字范畴的字“混”了进去，这是杜撰。起码其创作态度是不认真的。一管之见，欢迎大家交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