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寻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要创造新知识；第二，要发展新的技术；第三，为社会服务，造就领袖型的人才”

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生长在中国台湾，成名在美国，如今是香港著名高校——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

他是世界著名的高温超导物理专家，而且是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的女婿。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希望自己到死的时候，仍然是一名科学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当校长，更没想过到香港来做校长。但正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从5年前上任伊始，就被香港市民连续多年评为“本地最佳大学校长”。

这些年，香港科技大学发展迅速。虽然1991年才正式建校，但在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11月公布的全球最优秀大学排名榜上，香港科技大学已位列第42名，为50强中最年轻的大学。其中，理学院是全世界第50名，人文及社会科学院为全世界57名。如今，以香港科技大学为首的几所香港高校，不断在内地掀起招生热浪，成为了众多内地高分考生的首选之一。

资金、制度和目标：缺一不可

中国新闻周刊：科大是1991年正式创校，但现在已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有人认为，科大之所以能够进步神速，是因为政府财政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经武：科大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资源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学校在刚刚开始建立之时就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评审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聘请的老师绝对都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当一名老师无法达到学校对于他们相应的要求时，他就无法升级，甚至需要离开。并且，这项制度是相当公平并且透明的。

当然，这种惩罚措施并不是保证教育质量的上上之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建校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做教育，涵盖的面会很大，而学校当时决定主要就专注在四点上面：科学、工程、管理及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来保证学生的全面的教育。

正是由于以下三点：第一，我们有财政的支持，第二，我们有完整的制度。第三，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才能够发展如此之快。

具体说我们得到的财政支持，在建校伊始确实得到的较多。因为香港政府知道，建立一所新的学校，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我们预计最终学生的规模会达到7000人，港府就每年按照7000人的规模拨款，因此在头几年，我们学校学生没有招满，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去聘请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购买最好的仪器。这一点的确对于我们学校有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在哪几年?

朱经武：大概是从1991年到1996年。到1996年我们就差不多招满，达到7000多学生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说，科大在建校之初，主要资金来源来自政府?

朱经武：科大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但是我们也有来自于私人机构、私人财团的捐助，除此之外，工业界对我们也有一些资助。

政府对于学校的支持基本上是根据该校学生的数量。另外，港府还会区分不同学科的需要，比如医科，政府拨出的经费就会多一些。而工程和科学就会比医科少，但比文科要多一些。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府的资助并不包括给予学生的奖学金部分，奖学金的部分完全是靠私人的捐助。私人会看这所学校是否办得足够好，如果办得好，则会多捐助一些钱。比如说，我们学校在纳米和生化方面做得非常好，就会有一些人捐钱来设立相应的实验室。

中国新闻周刊：在香港，政府对高校的资助，应该还有一种按照绩效分配教育拨款的模式吧?

朱经武：是的，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政府按照院校学科的不同需求对资金进行分配。同时，政府也看绩效，看你的表现成绩。也就是说，虽然都是政府的经费，但这部分要求你必须通过写相应的研究计划，去竞争研究经费。比如说，政府有一笔钱是专门搞基础科学研究的，那么它就会在全世界找评审委员，然后看哪一所学校的研究计划更出色。在这一点上，我们学校的成功率达到了62％，而排在第2名的学校，成功率仅为42％。

也就是说，我们的办学经费主要还是来自政府。而政府的经费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正常拨出的，另一部分是要靠竞争才能得到的。如果考虑进去学费的因素，在办学中政府的整个投入大概占了80％左右。

“沙漠中”的学术明墨无法成大器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大师远比大楼更重要”。但科大建校的时间不长，所以许多的基础设施需要修建，许多的设备需要配备。那么，科大到底把这些钱怎么用?用在人上还是房子上?

朱经武：我想两部分都有。学校方面一直希望维持软件与硬件建设的一个平衡。因为，你要找到好老师，薪水是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工作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建一所世界级的高等研究院，除了给这些优秀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之外，我们还希望给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我们完全了解，如果只是找一个学术明星，把他放到一个沙漠里的话，他也不能成大器，而且他也不会愿意来。所以我们在怎样运用资金方面，一直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平衡。

我们也常常想，当正常的基金不够时，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能够帮助新引进的老师谋到经费，建设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这就是学校管理阶层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跟不同的政府机关、许多的仁人善士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多捐一些钱。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软件设施与硬件设施建设的平衡点是什么呢?基础设施建设与教学研究投入的比例各占多少?

朱经武：这个其实是很难讲的。比如说，是有很多的大师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但是他们的实验设施就需要得很少，有计算机就够了。而像核磁共振研究，亚洲这方面最好的机器曾经只在我们学校有，但是现在像日本等地的机器水平也慢慢上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想办法再筹钱，把我们机器的水平再提上去。科技是不断向前走的，我们不能够就坐在那里等着。所以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很难讲基础建设的经费与管理建设经费的分布。不过有一点可以说的是，我们的正常经费中，大部分是用在了薪酬上面。而像花在仪器上的钱，有一年可能高，有一年可能低。

中国新闻周刊：科大的定位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但这比建设实用型大学需要更多的办学资金。这样定位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朱经武：你这个讲得很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希望能够为香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具体我们有三个目标，第一，要创造新的知识；第二，要发展新的技术，第三，为社会服务，造就领袖型的人才。这三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能够使这个社会向上提升。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建高等研究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成为香港科学技术发展的平台，最终为整个中国做出贡献。你要想做成功的话，就一定要是世界级的，不然不能够

成功，所以要面向世界来做。

“当你找到一位世界一流的老师的时候，他雇的人也就是一流的”

中国新闻周刊：造就领袖型的人才，建设世界级的大学，都需要顶级的师资，那么，科大是如何吸引到这些世界上的优秀人才的呢?

朱经武：对的，我们很幸运，刚才也说过，我们一开始有足够的资源在这里支持。第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老师的聘任、辞退、奖惩，都是非常的公平和透明的，而且对于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这种制度下，我们能够吸引到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中有很多都是被世界公认的专家。当你找到一位世界一流的老师的时候，他雇的人也就是一流的。常常有人讲，如果你是找二流的人才去领导一支队伍，那么他会去找三流的人来帮忙，而三流的就会去找没有流的。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讲，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找到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管理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一流的教师，他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是学识，是眼界，是职业精神?或是其他方面?

朱经武：我想你讲的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一名科大的教师一定要是对教育有热忱的。因为假如一个人要是只做研究而对教育没有热忱的话，不应该到大学来，而是应该到研究所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一个老师他的眼光要能够看得很宽，而且能够接受新的知识，有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那这其中你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

朱经武：我最看重的一点是，科大教师应该有创新能力，就是一直能朝世界最前沿的领域走。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科大提供的是纯美式的教育，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朱经武：我想不应该说是纯美式的，而是偏美式的。因为我们看到世界这些高等研究学府中，美国模式成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里采用了很多美式的制度。当然我们也要去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比如说大陆在中华文化传承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到我们学校。所以，科技大学实际上是希望把各个地方教育体系的优点给它融会在一起。但是到目前来讲，美国的方面还是占多数。

我在上任校长之前，在美国考察，我认为学到的最基本上一个原则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下，找最好的人，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样的话，一所优秀的大学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来看，从这些美国优秀大学身上，科大还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朱经武：我觉得非常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和工业界加强合作，跟社会要加强联系。

“希望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科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总结一下，你认为科大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是什么?

朱经武：积极追求卓越。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在为人类制造财富、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方面追求卓越。另外，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为香港、为中国、为世界能够做出贡献，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你的5年合同期已满，又与科大续约了3年。5年前，你就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时候，已经在科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机会也有很多。能讲讲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愿意接受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的邀请，赴港担任这一职务的吗?

朱经武：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在这里我就简短地说一下。记得我当时曾经跟科大的校董会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生出来的时候就想当科学家，那么我死的时候希望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意思就是说，即使我来这里当校长，我仍然要继续我自己的科学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的很多想法是非常先进的，于是他们就给了我很多的弹性。他们对我说：“当你把学校的事情做完以后，任何时候、任何方式，我们都鼓励你在研究上的继续发展。”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我的研究。

其实老实讲我一辈子没有想过要当校长的，更没想过要到香港来当校长。但是当我就任之前来这儿一看，就发现了三点，也是我最后接受邀请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假如一个人真的想当校长，假如一个人想把一所学校带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世界上没有哪所学校比香港科技大学更合适。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它有强力支持，另外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制度，而且所有的同仁都希望这所学校更加向上走。

第二，是香港现在经济转型，它的很多工业都向北移，到了大陆去。那么，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就一定要做出一些调整，在调整的时候，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就提出要提升香港产品的附加价值。虽然香港的金融、物流很强，但其实都脱不了高科技。所以他提出我们要走高科技的路子。走高科技道路，香港科技大学就要为经济转型起龙头作用。所以在人生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为一个社会做这种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我是在大陆出生的，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但是我发觉包括香港在内的两岸四地，人们的互相了解是不很够的。而香港有着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我觉得如果我到了香港，可以努力去增进这些不同地区华人的了解。所以因为这3个原因，我就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是如何能够使得学术与治校并行不悖的呢?

朱经武：哈哈，这个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做成。我在学校当校长，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在决定一件事之前，我要跟其他校领导讨论，决定了以后，基本上我只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应该怎么做，这些副校长、院长、系主任，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是可以空出一些时间，让我去做科研方面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