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儒国

当下，最牵动广大干部政治心绪的，无疑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换届。这次换届，省市县乡集中进行，又正值“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的关键时期和干部队伍整体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动作之大、意义之远、影响之深为历次所罕见。更让人关注的是换届框架下展开的一系列改革动作。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诸多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如领导职数精简、干部推荐考核方式创新、公务员管理制度调整、民主选举尝试等都纳入了换届远景规划。

干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他们的心态对我们判断形势、科学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笔者通过采取发放问卷、开展座谈等形式，对此次换届中干部心态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一些相关调查和综合分析。

换届引发新一轮干部思潮

本次调查，我们共发放问卷数千份。调查表明，当前干部思想状况活跃而复杂，各种情绪纷繁交织。

1.积极中蕴涵消极。此次换届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三减”改革：精简党委班子职数“减人”、减少副书记职数“减层”、扩大党政交叉任职比例“减线”，这是我党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的重大尝试。从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此认识积极，有87.1%的对象对改革表示认同，83.4%的对象对改革顺利推行表示乐观，93.7%的对象愿意接受此次改革考验。

调查也反映出领导干部对此次改革的适应性明显不足。对于换届的态度，持“等待组织安排”的占66.9%；对于党委成员落选的认识，认为“大大损伤积极性”的占84.3%，“不能接受”的占12.1%。尤其是，职位高低体现自身价值的“官本位”意识在党员干部中还有很大市场。从与调查干部交谈中，发现很多“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语言和心理。有85.3%的希望落选后保留级别，有12.6%的希望组织安排易地为官。“官本位”成为很多干部作风问题的“潜伤疤”。

2.机遇中并存彷徨。此次换届面宽人广，推荐方式更加民主、干部考核更加科学，不少年富力强的干部把这当作政治前途上的一次机遇。超过90%的对象表明对目前开展的改革感到“很有挑战性”；有76.1%的对象表示会在这次换届中“抓住机遇，努力争取”；换届中决心“公开报名竞争”的占27.5%，“积极向组织自荐”的占43.4%。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机遇心理有异化倾向，部分干部过于关心自己的仕途问题，心思没有放到工作上，甚至有的还用换届作为消极怠工的借口。

与机遇并存的是对改革保障弱和职业风险大的彷徨心理。一名调查对象感触“从来没有想到，干部也成了弱势群体”。在对职业危机评价中，感到“职业风险太大”的占73%；在今后岗位选择中，有53.4%的对象希望选择“收入稳定、福利好”的工作；有38.5%的对象选择“岗位稳定、风险小”的工作；在改革愿望选择中，有33.5%的对象希望目前改革“暂缓实行”，而对“工资制度和公务消费”改革的期望值排在首位。

3.信心中隐藏担忧。超过70%的对象认为自己能“经受住这次改革的考验”；有51.4%的对自己目前胜任更高岗位工作“满怀信心”；认为自己此次“有提拔机会”的对象占38.2%。

同时在换届中，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也潜藏着很多不安因素。一方面是对竞争“硬”优势的担忧。调查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竞争优势的不到三分之二，其中30岁以下的占72.7%，本科以上的占69.2%，非现任领导干部占47.1%；而认为自己下一届仍能保持这种优势的只有16%。特别是一批“45岁以上（年龄弱势），中专学历（学识弱势），非高等教育文凭（技能弱势）”的“三弱”干部在此次换届中表现出较强的悲观情绪，普遍对自己的前景不看好。另一方面是对竞争“软”优势的担忧。干部中普遍存在“软”优势比“硬”优势更有效果的看法。在竞争优势指标选择中，“领导器重”和“单位人缘好”排在第一、二位，“有成绩”和“有关系”排在第三、四位。这种意识取向使干部行为越来越受社会负面因素困扰，表现为：一是对表面政绩的执著，一心只求“上面看得到”；二是与社会关系的维系，一心只求“人人都说好”。

4.服从中潜伏抵触。从对这次换届组织工作的满意度调查来看，“不很满意”的占到了32.4%；对本地选举的方案，选择“比较科学合理”的只占57.1%。产生这种对“国家大方案拥护，地方小方案抵触”的矛盾心理，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在换届操作中存在简单化倾向和抵触做法。反映强烈的有四个问题：一是“领导意志过重”。调查中选择“基本体现上级和领导意图”和“重点按照群众意愿，兼顾上级和领导意图”的分别占到了42.5%和48.3%。二是“以线划人”。一些地方把选人问题数学化，年龄“一刀切”、学历“一刀划”、资历“一刀砍”，个别县年龄卡到了46岁，严重侵犯了公务员的劳动权利。三是“明放暗保”。一些地方党委虽然面上主张公开竞争，却事先在党内通气，要求“正职必保、女干必保、交流干部必保”，一些强势部门也分别插手，强调本战线“必保”，导致出现“书记不急、组织干部不急、县直选派干部不急”的现象。四是“分甩包袱”。利用换届“时间差”，向政府、人大、政协和部门单位“分流”，造成新的编制膨胀。

5.渴望中渐生焦虑。换届中，广大党员干部对基层民主政治的渴望尤为强烈，具体反映为对“民主、公开、竞争”的渴求。有37.8%的对象认为换届组织工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制度，作到科学公平”，有48.7%的认为应当放在“强化监督，保证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偏低。以公开为例，对换届的相关程序和政策，“比较了解”的不到30%，其中“一把手”和组工干部就占了76.8%。最令干部担心的问题是纪律问题。调查显示，在换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中，“跑官要官”排在第一、“暗箱操作”排在第二、“拉票贿选”排在第三；有88.4%的干部认为每次换届中都存在个别异常活动。这些调查可以总结出：现阶段，民众普遍的公平正义需求依然是干部队伍最为迫切的、首先应该满足的要求；对选人用人公平公正的不信任问题，已经在干部队伍中形成情绪化的消极心态；这种消极心态在少数干部身上逐渐演变成一种“囚徒焦虑”，就是认为别人一定会跑，自己如果“不跑不送”，就会“原地不动”，想通过主动的不公平避免被动的不公平。

干部换届不良心态症结在于改革问题积累

历次机构改革不到位造成目前领导班子职数膨胀。我国对干部的激励机制过于单一，职级和职务齐头并进，待遇与职务严格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广大干部“只认同职务，不认同职业”的价值观，千军万马挤“升官”一条道。而历次机构改革“只瘦身，不消肿”，形成机构人员越减越少、领导职数越减越多的巨大反差。以乡镇为例，1991年，领导班子平均职数为11.4人。经过两次机构改革，到了2001年，领导班子平均职数到了17.4人，有的乡镇领导和一般干部的比例达到了5.8∶1。

选人用人机制改革推进迟缓，导致矛盾堆积。一是进出欠顺畅。既要凭资历“排队上车”，又有委员、常委、副书记的“隐形台阶”；既不许“少年得志”，年轻干部提拔难，又不许“大器晚成”，搞“一刀切”。“三五上台，四五下台”，干部活力严重削弱。二是考核欠合理；三是推荐欠公开。

党内教育机制缺乏创新，无法有效驾驭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队伍的意识形态。当前对干部教育的定位理想化，与现实需求脱节，无法消除干部思想上那些阴暗的、封建的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空洞化，与时代发展脱节，忽视干部情商培养，致使干部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低下；教育的模式公式化，与信息社会脱节，按部就班“三会一课”，不善于在干部提拔任用、岗位调整、矛盾集中等特殊时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