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有关中学生自杀事件的报道屡屡见诸于各种媒体，这些学生有的觉得“活着没意思”，有的把生活看成是对痛苦、悲伤、失望的忍受。探寻中学生自杀的多层次根源，可能会归结为学习压力大、对其精神关注贫乏、个体成功体验缺失、赏识教育和挫折教育的疏漏等一系列因素。教育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使受教育者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热爱人生，生死观教育应该是学生人生教育的重要一课，因此，如何利用好现有教材教育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应当成为语文教师严肃思考的课题。

王羲之《兰亭集序》既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铺陈，又借题发挥，围绕生死的重大问题抒发感慨。虽然文章内容比较艰深，却是对学生进行生死观教育不可多得的名篇。

其一在于第二段中作者引用的古训“死生亦大矣”。这句话出自《庄子·德充符》：“常季曰：‘彼（王骀）兀者也，而王先生（王：超过），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庄子借孔子之口说，说明王骀这个残疾人在死生这样的大事上举重若轻，精神进入到一种无所依赖的境界，原因是他主宰着事物的变化而不因为外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心境，所以庄子进一步地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庄子·德充符》）。就庄子来说，他实际上是以生死的虚无而否定世俗，对所处的现实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王羲之借此句只是表达“生”之难得、“死”之令人悲痛的观点。一者人“欣于所遇”而“得于己”只是一时的快慰，“所之既倦，感慨系之”的感伤时刻终会到来。二者“向之所欣”，“已为陈迹”只是“俯仰之间”，生命何其短促！三者人的生命长短完全听凭自然，人在自然伟力的面前何等渺小！正因为生命如此宝贵，人怎能怠慢有限的生命，怎能不用永恒的生命价值回报自然对人的恩赐！

其二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句。东晋时期国势日衰，士大夫们大多不求进取，他们崇尚老庄，大该玄理，一时玄谈之风盛行。庄子曾说：“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老庄哲学的膜拜，反映出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王羲之力斥老庄“一死生”、“齐彭殇”的看法为“虚诞”、“妄作”，一反东晋士大夫沉溺老庄唾余谈玄的时风，认为生是生，死是死，不能等量齐观。王羲之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坦然承认生命的脆弱短暂，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生和死的本质的不同，人不能庸庸碌碌如行尸走肉般地“生”，应该让自己的生命空间充实丰盈。王羲之的这种对生的执著与热爱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前后期的诸多文化大家。李白的《拟古十二首》之九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其中虽然不乏人生的豁达，但也并无多少豪迈振奋的成分可言。王羲之的笔下则涌动着热爱生命的激流，启示着后人不断书写瑰丽的生命华章。

其三是抓住第三段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乎”句。王羲之“悲”从何来？今人看待前人，总是把他们的是非曲直看得清楚分明，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今人在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地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他们对前人的看法有没有可能由自身所验证？如此说来，人类社会是很难达到认知的完美境界的，甚至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这正是王羲之的叹惋之处！基于对人生的这种认识，王羲之不是安于现状，沉溺于无谓的感喟，而是“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他要用优美的文字为当时的盛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灿烂的一笔！王羲之的感叹警醒着人们：如果听凭人生虚度，任其苍白荒芜，那就真的可悲了！

一个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看待死亡，王羲之从一次普通的宴游活动感悟人生，对这些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高中语文教材中涉及生死观的篇目很多，都可以用来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身残志坚的史铁生以自己对生命的解读，对人生的实践，直逼芸芸众生的灵魂。他从把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映照得灿烂的落日、把天地叫喊得苍凉的雨燕、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激起灼烈而清纯的草木泥土气味的暴雨这样一些平凡之极的事物之上，感悟到最微弱纤细的生命都有自身的价值，从而焕发出他对生命无比的热爱。史怀哲在演讲辞《我的呼吁》中，“反对将所有的生命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他认为，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史怀哲的呐喊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当一个哲学家在呼吁人类应当敬畏一切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时，为什么有些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呢？

人当然需要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也应当在和平时期活出精彩。死，需要勇气；生，也需要毅力。人生不可能风平浪静，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磨难，甚至是遭受屈辱。当此之时，我们应当冷静行事，敢于应对。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触怒武帝，遭刑受辱，诟莫大焉，但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并没有影响他名垂千古，反倒以其忍辱负重的社会责任感彪炳史册。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最后一集中，张大民的儿子问他：“爸爸，人为什么都得死呀？”张大民没有正面回答儿子的问题，而是说：“除非有人把枪逼到你的脑门上，你没办法了，否则，无论如何，人都得活下去！”当普通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对生的坚定信念时，“传道”“解惑”的教师何必回避“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这一经典命题呢？

（罗必科 湖北省监利新沟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