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胜

中国一位副部长于2001年到格鲁吉亚访问，在与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会见时，中方按照外交礼节，称呼总统为总统先生，这样称呼几次以后，老谢(中国人的圈子里这样称呼谢瓦尔德纳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建议：还是叫同志吧。于是中方改口叫“总统同志”。惹得大家笑起来。

故事已经完结，但是人们的思绪没有中断。爱啄磨事的“思想家”似乎从中悟出了点什么。

作了多年苏联外交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的谢瓦尔德纳泽这些年看到了太多“人间冷暖”：俄罗斯在撤出格鲁吉亚军事基地时，彻底损毁了一切。连一根电线杆都没有留下，这让他太没有面子；独立前西方人答应的条件几乎都没有兑现，十多年来经济没有起色，这让他太伤自尊；尽管被称为高加索白狐，智慧过人，但是屡遭政敌暗算，有一次下班回家遭到袭击，车子外面被打得面目全非，他倒是有惊无险。虽然德国第二天就把一辆新的防弹车送来，但仍然抹不去心头的阴影。作为苏联外交部长何其风光啊。如今中国同志就在面前，碍于外交，也只有一语，此处无声胜有声，个中酸楚之情只有个中人自知。

历史人物的出现是不能超越历史的，英明领袖因此难得。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原子偏离学说”证明：偏离乃一种偶然性，如此才有创造、机会和诱惑。那么前苏联的领导人大概就是在这样状况下“偏离”社会主义的吧。可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被忽略了：当今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多多，而真正能发展的有几个？20来个吧。这证明实行资本主义并不就一定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万能的。20来个发达国家，也只能看其前面，他们的屁股没有一个干净，劫掠别国并延续至今，才有他们的“发展”。

格鲁吉亚过去富过，可以从现存的“古迹”中看出来。可是现在，即便是在我们眼睛里也是太穷了，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公用电话，无法确定年代，好有一比，看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吗?那里工人纠察队用的那种电话机，手工拨号的那种，在格鲁吉亚还在用。服装厂使用的是“瓦希里夫人”用的那种碳火熨斗。现在熨斗和服装厂都“休息”了。格鲁吉亚前轻工业部部长跟我说你们帮助引进喷雾电熨斗生产线吧，如果我们有了电熨斗，那么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大国了——可以熨平我们版图的高山。玩笑听着有点凄楚。实际上再好的电熨斗也难能熨平格鲁吉亚人心上的愁纹。最能体现时代特色的电视机、空调等都不入流。在首都最好的一家五星级宾馆喜尔顿酒店(人称“卖得黑”，形容其贵无比。)里，放置的是9寸电视机，实在不能接待我们国内来的代表团，只好把经商处的电视抱过去。我们行走在第比利斯大街上，有时候会看到二战时的老人，穿着笔挺的二战军服，胸前挂满了勋章，茫然而无助。格鲁吉亚独立以后，老人们拿不到退休金、养老金。一个真实的故事让人心酸，更让人深思。前苏联一位科学院院士、化学家竟然饿死在家里。我认识的一个格鲁吉亚朋友，要招待我们，可是实在太穷，虽然不到“截发待客”的地步，但是以我们中国这些年的待客规模，也确实太简朴了。

格鲁吉亚独立十几年经济衰败，国民生产总值不敌独立前的40％，道路失修，车辆难行。我们经商处门前的道路实在无法走车，我们只好自己花钱修路，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恐怕不多见。我写了一首诗：

天蓝云白山林清

路断人稀房屋倾

七十四年一场梦

东施效颦失本经。

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叫苏联老大哥。我到卡海季省检查我们援建的木材干燥设备工程，省长叫了一声我老大哥，我几乎都没有反应过来。几个年了，“老大哥”反着叫了。

据我了解，独联体国家的人普遍迷茫，都在思索中国为什么成功，一个直接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有邓小平。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副部长在答复这个问题时，自然不得不用一点外交语言：我们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私下里他说，实际上是坚持马列问题，你们把刀子丢了。

有些格鲁吉亚人对美国并没有好感。这从格鲁吉亚市井中流传的一个故事可以看出来。第比利斯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区，这里方圆不到千米的范围内建有代表不同文化的教堂、清真寺等，同时有一个公共温泉浴室。格式按摩有一绝活是踩背。美国人去了。于是就传出如下说法：全世界，有谁敢把美国人踩在脚下?我们！格鲁吉亚人。这正是：

青山绿水长长在。人等时来。花等时开。劝亲友。不论贫富一样待。难中人。拉他一把何妨碍。谁家门上。挂着无事的招牌。万岁爷的江山还有一个兴和败。秦始皇。万里长城今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