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楯

如果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全都不是源于记忆、传承，而是源于像张艺谋这样的成长于文化断裂后的电影人的创造，那它就将像魏明伦先生所说，是“外国人臆想的中国故事，中国人再创的外国传说”

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于6月10日到来。这个日子前后，正是“谷音社”成立七十周年和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五十周年的时日。

在今日清华大学校园中，成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谷音社已了无音迹可寻。昔日竹影森森，笛韵悠扬的工字厅，现在是校领导办公的地方。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被迫停止活动。80年代初，恢复活动。发起人俞平伯先生年长，推张允和先生主持社务；后，又由娄宇烈、欧阳启名先后接替。世事变更，岁月消磨，一些老人逐渐离去，今天也不是当年的风貌了。

老君堂俞（平伯）宅的景象依稀梦中。少年时的伙伴，早已作古。原来半壁街的陆(剑霞)宅所在地，随着城市的拆迁改建，也已面目全非。这些都是当年昆曲研习社活动的地方。当年昆曲研习社的活动像是朋友聚会（如唱曲、闲谈、研讨），像是讲堂授课（如俞平伯先生、吴小如先生讲说牡丹亭），像是师徒传艺（如拍曲、说身段）。当时参与其中的人，无论其年龄长幼、何种身份、富足或窘迫，都生活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在那种环境中，昆曲是和日常饮食、起居习惯、亲友交往、家宅职场相关联的，是在一种虽已变化，但仍有传承的文化氛围之中。那种环境在谷音社时期是存在的，到了北京昆曲研习社前期，就已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了。

到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于上世纪80年代恢复时，本是可望重兴的，因为一些长成于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并存环境中的老者尚在。但进入90年代后，另一种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最终摧毁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一个时期，无论城乡，拆除老宅旧居，一律把白瓷砖贴在新修的楼房外边，把整个生存的场境修成了个大厕所；拆真文物，修假古董。这时，逐渐长成的新一代不仅出生于“和传统彻底决裂”之后，而且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几乎整体地文化记忆丧失，文化环境彻底改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存在于昆曲研习社中的谷音社旧影日渐消失。

当然，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今日的昆曲研习社和昆曲正逢其时，大有春风得意之势。其实，昆曲被定为口头传授非物质文明遗产并不是可高兴的事。一种非物质文明于其盛时，并不需要谁来予以保护，恰恰是在其成为遗产，且已濒临灭绝时，才需要特别地提出予以保护。工业文明本身就具有一种摧毁多种文明使其整齐划一的功效，而在中国，计划经济又具有另一种强大的整齐划一的力量，两者同时加诸中国，结果就是今天的景象：在一些号称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城市或者地域，只有50年的传统可寻，只有20年的习俗可见，只有崭新的桥路高楼入眼。

很多人不理解，昆曲作为文化遗产不只在于它的剧本的文学价值，歌唱和伴奏的音乐价值，及表演的戏剧价值，而更在于它体现了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忆方式和表达方式。昆曲不只存在于历史上，在前十几、二十年，它还残存在一些人的生活中——不只残存在北京、上海、苏州这样一些城市中很少的一些人的生活中，还残存在江南水乡、燕赵故地的一些农村人的记忆中。在才离我们而去的老人中，朱家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以文博见长，倪征先生是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以法律和外交为业，但他们都喜唱昆曲。我们于他们身上可见的中国文化传承，在今天，在和他们同专业、同职业的中青年身上是看不到的。

保存在剧团的昆曲是一种演艺，它尽可以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去发展、创新；而曾经存活在谷音社和昆曲研习社的昆曲是一种非物质文明遗产，它才是人们生活中的昆曲，是活着的昆曲，它已濒临灭绝，需要保护。如果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全都不是源于记忆、传承，而是源于像张艺谋这样的成长于文化断裂后的电影人的创造，那它就将像魏明伦先生在《中国公主杜兰朵》中写的那样，是“外国人臆想的中国故事，中国人再创的外国传说”。

没有了文化，人们就难以认同，缺少了多元文化，世界就会失去活力。在中国，有极少的人回到谷音社那种文化生存中去，代代相因，作为一种人类口头传授非物质文明遗产代表作的昆曲才将能够存续。但这需要整体文化环境的改变，要能够包容、认可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