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茂泉

长期以来，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被看作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道德教育中的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就是其基本表现。这种道德教育不是培养人们批判、反思、创新的道德意识和能力，而是不遗余力地论证、维护、诠释主流价值观念。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以特定的政治理想框定对道德生活的追求、以不变的政治教条遏制涌动的道德理性，最终使其具有难以僭越的保守特征”^[1]因此，对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化的系统反思、清理与批判，是道德、道德教育回归本体性内涵的必要前提。

一、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化的前提性反思——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经过前苏联伦理学家的阐发，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受多种原因的影响，人们对此观点很少质疑或者说不敢质疑。由于前提预设对思维逻辑的强制性，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难以产生突破性成果。然而，道德究竟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呢？基于行文的需要，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此问题予以简要澄清，因为这是本文的理论前提。

现代伦理学研究认为，道德的本质不是外在于人、强加于人的规则体系，而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现象。万俊人教授曾对此作过思考：“人类的道德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一种人性化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精神。这也就是说，除了其阶级性特征之外，道德也还具有其文化价值和人性理想化追求的特征”。^[2]因此，道德的产生与存在并不仅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除了政治工具性职能外，它还具备目的合理性功能。所以，我们认为，道德的旨趣不是要规范人、约束人而是要提升人、发展人，而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却从根本上消解了其本体性内涵，使道德成为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二、道德教育的意识形态化错在何处？

既然道德本质上不是意识形态，那么，道德教育就不应该怀抱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意识，更不能把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作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毫无疑问，任何时代的任何教育都有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一面，道德教育能够也应该承担一定的政治功能。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像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战争年代），道德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即以政治的要求裁减人丰富整全的生活，以某种政党伦理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这种道德教育毕竟违背了道德存在、发展和起作用的规律，偏离了其独特的运行轨道，使人的生活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意蕴。如果不顾其赖以成功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在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继续以政治的教化取代道德品格的培养则是道德教育的迷路。

在教育目的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试图用特定的“政党伦理”统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实现人们生活方式的一元化、标准化，最终达到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这种道德教育是典型的社会本位、国家本位的“集体人”教育，遵循的是极“左” 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这种极左的集体主义取向视社会是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把社会共同目标与社会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对个人目标与个人利益的消除之上，个人是绝对从属于社会的，从属集体的，应毫不利己。”^[3]在这种目的导向之下， 道德教育忽视了对个体权利、人性与生命价值的尊重。个人仅仅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个体必须“以‘无私的为‘人民的名义抑制个人的道德生活的权利，服从‘人民的整体伦理”。^[4]而“人民”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往往“又具体化为阶级、单位、领导、政治机构，个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这些具体的形式的服务，于是这些‘人民的代理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个体的‘无私的归属”。^[4]由是，学生对各级领导的驯服忠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条件服从是最大的善，否则为最大的恶。可见，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不是要培养学生的个性与自主性，而是要塑造模式化、标准化的“螺丝钉”。这种道德教育实质上变成了非人性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有道德的人乃是为道德规范而存在的人，是严格按照政治伦理而生活的人。人与道德的关系发生了易位。

在教育内容上，为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内容是经过严格筛选、框定的，它只传授本社会认可的一套固定的道德规范和纪律条文而排斥一切与之相左的价值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封闭性和保守性。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其极端表现。这种道德教育的实质是社会中心主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对学生的教育片面强调本国的优点和其他国家的缺点，进而只承认本民族、本社会所信奉的价值是唯一合理的、正确的，以至于使学生“本来对自己生存社会的纯真的爱，却变成了对其他国家国民的憎恶或蔑视。”^[5]不独如此，由于道德教育事实上是政治的“传声筒”，道德教育的内容随阶段性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信条频繁变动的现象随时可见，因而教育内容缺乏稳定性、连续性和序列性，严重影响了课程质量。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要求统帅一切的情况下，我们思维的视角只是盯着上面的需要而不是面对学生正在经受和体验的生活世界的需要，日常生活归顺于宏大的社会目标，致使道德教育的内容多是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不相关的道德教条、“高、大、空”的政治口号和远不可及的圣人理想，失去了它的现实人性基础。这种道德教育所培养的只能是双重人格和人性扭曲的“政治动物”，而不是一个精神丰满的、能够充分享受和体验道德生活的人。

在教育方式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通常采用说教、记诵、惩戒、体罚等非理性的方法，使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观点和价值不加反思、不加审视地接受、遵循、固守。这实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灌输的教育方式，柯尔柏格曾精辟地指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而且道德强制引发了道德冷漠，“学生对于真正健康的道德生活和观念的意义世界日渐失去了判断力和起码的兴趣。”何怀宏教授的观点，“我们不能通过政治的权力来强行建立或推广某种道德，也不能通过权力来强制人建立或放弃某种精神信仰——只要这种信仰并不导致违法的行为。”

事实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不仅使学生自主精神和道德人格受到戕害，损伤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而且使政治失去了应有的道德反省，伤害了政治、政治教育应有的品质。因为在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实践中，用政治的标准裁量道德问题，造成了道德与政治、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畸形化。“本来，道德生活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政治也应该受到道德规范的适当约束，两者应有一种互相制衡、互相耦合的良性关系。”^[6]但道德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道德亦步亦趋地完全依附于政治，道德教育陷入政治框架之中不能自拔、无法获得相对独立的形态，也就无法发挥其相对独立的制约作用，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品德。相反，由于道德对政治的病态恭顺和盲从，政治的地位被过分抬升，导致了“借助崇高政治目的之名，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道德的局面。”^[6]政治、政治教育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因此，我们对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不是要把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决然割裂，而是要试图回归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的本体性内涵，使其相互支持、互为补益。这其中，回归道德、道德教育的本体性内涵又是更为基本的。所以，道德教育必须淡化固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方法，道德应该为政治服务，但服务的思想起点不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不是要积极地为主流价值体系做论证，而是要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外建构另外一种精神话语，建构一种可能的良善生活，形成一种独立的评价系统。

参考文献：

[1]戚万学.活动道德教育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金生鈜.教育的多元价值取向与公民的培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8）.

[3]金生鈜.质疑建国以来的道德教育规训[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8）.

[4]戚万学，杜时忠.现代德育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78.

[6]葛新斌.关于我国道德教育的泛政治化问题[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