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芒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正在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习，不仅参加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也向国内杂志写文章，仍把自己置于中国的左翼文艺活动行列。1937年的春天，我一次在东京神田区的内山书店里接连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头一本《二三事》，用的是鲁迅先生一份遗稿《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名，第二本《原野》，用的是艾青翻译的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长诗的名字。连续两期都有鲁迅的遗稿，还有景宋、胡风、许寿裳、李霁野、艾青、茅盾、张天翼、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我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阵营，喜悦地发现，这是继续高举鲁迅先生的战斗文学旗帜前进的严肃的文学刊物，因此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1936年底写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丛刊的编辑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胡风主编的。小说寄出去大约两个月左右，我收到了这个刊物的第四本《黎明》，我的小说登在上面，另外还有三十多元日币的稿费和署名胡风的编者热情来信，我才知道胡风是这个刊物的主编。在这期丛刊的《校后记》里，胡风署名X·F写了一段关于我这篇小说的话：“《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显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底一图。”这也是我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第一次批评和反应。可惜的是，这个丛刊办到第四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像我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被东京警视厅亚细亚特高科置于他们的政治警察监视之下，生活经常受到干扰。为此我离开东京，同年9月返国，投身抗战。因上海沦陷，在香港停留了两个月，于1938年随留日学生训练班到汉口。当时胡风也在那里办《七月》杂志，但我向来不喜欢与名人来往，所以只通讯却没去看他。当时写了一个剧本《家》，副题为《呈婵娥君之亡灵》，寄给胡风，不久即在《七月》上刊登，这是我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不久，训练班分配，把我分到了中条山前线做日文翻译，临行前我写信告诉胡风，他回信说希望我到前线后多为《七月》写些战地通讯，报道前线士兵与群众的抗日消息，如有机会，可办一个《七月》西北版。为了工作方便，他还特意给了我一个“‘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

到了中条山前线，我所在第三军第七师前身是蔡锷的护国军。我任上尉日文干事，受主管宣传的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领导，每月工资50元，工作就是翻译一些日文文件，配合形势，编写些日文宣传材料，用油印传单形式到前方散发，在墙壁上用日文写传单标语，教授师部参谋处的军事侦察队日语知识，战争中也到战壕中去喊话等等。那时西北战场上，我们与日军师团正面遭遇，战况惨烈，我跟随部队出没于枪林弹雨。在战地经验的基础上，我陆续为《七月》写了一些通讯和散文，如《悼黄浪萍君》、《距离》等，《从中条山寄到重庆》则是我给胡风的一封信中的一段，由他摘取一部分发表，标题也是他起的。

那时，抗战形势还处在正常阶段，即政治上统一战线的局面还较为稳定。从 1938年8月到1939年5月，我在这个军队一共待了十个月。当时这里的政治军事形势复杂，既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和称作杂牌军的川军，又有山西牺盟会领导的地方武装和八路军游击队。因为我是山西人，又不习惯所在军队的那种旧军队特有的等级森严和腐败习气，因此除了正式工作外，我经常到县政府、牺盟会去串门，和那里众多的青年同志(那时我才二十出头，也是个青年人)在一起，感到自在些，因为大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也是当时生活中惟一的乐趣。1939年冬天，重庆派来战地赈济团，我代表驻军一方陪他们在中条山区转了十多天，县政府的一个科员和县牺盟会的一个干事也陪着我们。一次我们到夏县其母村去，那干事告诉我说，著名的老革命家嘉寄尘先生也住在这里，指挥一支游击队与日军作战。嘉寄尘先生的名字我早已听说过，他在夏县一带威信极高，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陪我们的那两位本地人，一路向我们介绍了不少嘉寄尘的故事。到了其母村，他们还安排我们去访问。嘉寄尘先生有五十多岁，穿着肥大的蓝布棉袄和棉裤，白布袜子，活脱脱像一个老庄稼汉。但他头上戴的那顶棉布军帽，尤其是帽檐上那朵大的手绣的红星，却分外引人注目。他很亲切地接待了我们。 1939年11月，我在重庆一个小客栈的地下斗室内，写《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一文，完成后交给胡风，刊登在《七月》上面。

1939年初，即武汉失守一段时间以后，国民党提出了“溶共”、“限共”的反动政治纲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形成期。他们反共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清查因抗战而加入国民党机关或部队的非党团人员。我既不是国民党员，和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更无瓜葛；同时又在后方的进步报刊上投稿写文章；我到这个军队十个月以来，取同流不合污的态度，又常和地方上的进步抗日势力来往；再加上我是有“前科”的人（1935年我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入牢）。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怀疑对象，我自己心里也更有数。当时我所在师部政治部的一个负责人，有一次向我提出，准备送我到洛阳第一战区政治部去“受训”，说这是上面的安排。我明白所谓“受训”就是审查的别称，是一个陷阱。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以探视母病为由，请了三星期短假(当时作战部队有条例：不准请长假，否则以临阵逃脱论处；短假以三周为限)，答应回来后再去“受训”，才得离开这个部队。

临走时部队忽然又派了我一个任务。当时军队里有宣传队员，都是一些男女学生，在前线做抗日宣传工作。因为我回乡路过西安，他们要我顺便把六名青年宣传队员送到西安“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训。我口里答应了，与这六名青年人一起出发了。过了黄河，到河南渑池县，我找了一家小饭店，让老板办一桌丰盛酒席，把六个青年人召集到一起，我当席举杯大声说：“我向诸位宣布，我是早想辞职离开部队了，但上面不准，现在过黄河了，他们就管不着了。我从现在起，就不再是贾日文干事了。我也不送你们到那种地方去受训，你们的公事证明都在这里，谁愿意去就自己去好了。我们是老乡，吃了这顿饭就此散伙。我身边也没有多少钱，分你们一人两元作零用，反正军人坐火车不用买票，咱们就各走各的路吧!”我把话说穿了，那些青年人也都说出了心里话。他们说，他们过去也看《七月》，知道我在上面写文章，但因为军队里等级森严，他们一向不能和我来往。其中四个青年当场表示反正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到延安去参加抗日，问我有没有关系介绍他们去。我当时还不认识八路军方面的人，到西安后想起胡风给我的“‘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就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写个条，你们去试试看。于是我就写了个条：“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我是《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贾植芳，有几个年轻朋友想到延安学习，特予介绍。”没两个小时，他们高高兴兴地回来说，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我的介绍信，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要送他们到抗大太行山分校去学习，并且要他们先搬到办事处住。他们当下打点行李，就告辞走了。这件事也充分说明了胡风编《七月》在抗日根据地的崇高威信。

我由西安回家乡探亲，当时山西大部分都已沦陷，民众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也看到了一向麻木的乡民们，因为抗战而投入神圣的自卫战争，胸襟、眼界都变得开阔，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民族生命力在战火中更生的希望。几年以后，我把这次返乡的感受写进了小说《我乡》，结尾处赞叹道：“故乡，战乱的故乡，是赋予我们以人生和战斗之勇气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人生之港湾。”这是我 40年代初流落西安时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给胡风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他在这期的《编后记》里说：“这是一篇很感人的抒情小说。”

不久，我离开家乡，穿越了从宜川到洛川的百来里荒芜的黄土高原，经西安辗转来到重庆。在“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同学谢挺宇等介绍下，到《扫荡报》工作，生活总算稍稍安顿了一点。我又写信告诉胡风，说我已到了重庆。因为《扫荡报》是国民党军报，尽管抗战期间它的反动倾向有所收敛，尽管有谢挺宇等政治上很可信的朋友安排与介绍，但我在感情上总嫌它名声不好，所以不愿告诉胡风，只笼统地说在一家报社工作。谁知胡风获悉我在重庆，连回信也没写，就急急地跑来找我。一直找了三天，最后找到《扫荡报》，才问到我的地址。记得那天我正值了夜班，白天回到宿舍躺在地板上睡觉。当我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马上就爬了起来，睡眼矇眬地向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呢帽，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夹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那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这时几个早起的同学闻声已拥向门口，热情地喊道：“胡先生，你来了，请进!”其中一个指着坐在地板上的我说：“这就是贾植芳。”他虽然已跨进了门槛，一边和迎接他的人打着寒暄，一边却停下脚步，直直地注视着我。他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因为我这时正忙着穿衣服，那是一套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布军衣，我又黑又瘦，一副落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而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

那时，胡风家住在北碚，他每周来重庆住三天，处理《七月》编务，包括看稿、划样、上印刷厂、看清样和作者通讯等，一个人唱独脚戏。胡风每次进城都带信给我，约我到他那间斗室里一块欢叙畅谈。

这些都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深厚的友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风雨中建立起来的。在写这篇回忆文字时，仿佛又回到了历史的昨天，想起在那斗室间海阔天空谈文学、谈时政的岁月……

2005年6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