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杜特莱

韩石山：杜特莱先生，你是法国有名的作家，中文作品的翻译家，请简单谈谈你的文学经历，什么时候从事写作的，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你从什么时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你的汉语是哪儿学的，翻译过哪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

杜特莱：事实上，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首先在大学里教授中文，同时也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1969年我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六年后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就研究而言，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情有独钟，因为那个年代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在法国可以说是寥若晨星。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报告文学的。那时候我研究和翻译过不少中国这方面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夏衍的《包身工》。我觉得通过阅读这一类的作品，可以使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当然，我很快就发现七十年代那会儿的中国文学还仍然是服务于政治的简单工具，根本看不出中国的庐山真面目。八十年代初，我喜欢上了阿城、韩少功等人出版的充满新气息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翻译他们的佳作。他们的作品在法国问世后很受读者的欢迎，这使我很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停地翻译，不断地出版。我大部分的翻译是跟我太太丽莲一起搞，已经出版的主要有 阿城的 《棋王 》、 《 孩子王 》、 《 树王 》，韩少功的《 爸爸爸》，苏童的 《 米 》，高行健的《 灵山》、《 一个人的圣经 》、《 给我老爷买鱼竿 》，莫言的《 酒国 》、《 丰乳肥臀 》、《 师傅越来越幽默 》，等等。

韩石山：看来你的兴趣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上了，你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是也有兴趣？我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指解放前，主要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比如郁达夫、徐志摩、老舍，还有稍晚些的张爱玲等人。如果你的兴趣主要在当代中国文学，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所了解，请问你对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他们是直接的师承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若有差异，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若是进步了，体现在哪些方面?若是退步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杜特莱：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有兴趣，很喜欢像鲁迅、老舍、巴金、朱自清、沈从文、郁达夫等这样的作家。但我更倾向于翻译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因为跟活生生的人喝着咖啡交流总比去地下打扰那些已经过世的前辈们更容易让人接受。我觉得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令人惊异的进步，她自己的一片蓝天正在涌现，正如同俄国文学、日本文学、拉丁美洲文学所拥有的那样。同现代文学相比，中国的当代文学更世界化，其读者遍布全球。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产生可以为全球读者接受的文学自然不足为怪。

韩石山：中国当代文学，我说的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陆作家的作品，对欧美和拉美的现代派作品，多有借鉴，比如法国的阿兰·罗伯—格里耶，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我说的现代派，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欧美与拉美的那些与传统文学观念不太一样的新的文学观念和体现了这些观念的文学作品。中国当代作家，有许多是学他们的，且在国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这一现象，和它的成果，你是怎么看的？他们的学习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模仿，是成功的吗？若是成功的，又成功到什么程度？你作为一位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你认为他们的这种借鉴，达到了国外其他作家已然达到的境界了吗？若还有不同，那么这种差异，主要是文化观念上的，还是艺术技巧上的？换个说法是，这种差异，是政治上的题材上的，还是哲学意义上的？

杜特莱：我觉得，从中国作家可以自如地接触外部世界的文学作品、政治的紧箍咒开始松弛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中国作家受到克鲁德·西蒙（ClaudeSimon )和法国新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 GarciaMarquez )和“魔幻现实主义”( réalisme magique)，福克纳( Faulkner)和现代美洲小说等作家和流派的影响。一些一流的作家（莫言、韩少功、余华等人）已经了解上述作家及作品并证实可以驾驭其风格。这使得中国作家的写作风格更加自由，当然又不是一味模仿西方或日本同仁。我认为当今中国当代文学大家，实实在在可以跟世界上的一流作家比肩。我甚至觉得在不远的未来人们便会看到欧洲、美洲、日本甚或非洲的作家将受到中国作家的影响。

韩石山：你翻译过中国作家阿城、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我们山西还有个作家叫李锐，你翻译过他的作品吗？这几位作家，在中国都是很有名气的，你选择他们作翻译介绍的对象，多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国内评价的影响，还是说，发现他们并肯定他们的价值，是你独立作出来的？你翻译的这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的销售情况如何？有没有社会机构对你的翻译作资金上的帮助？

杜特莱 :我很喜欢李锐的作品。在法国，这位作家的作品被很出色的女翻译家阿妮·居里安( AnnieCurien) 翻译成法语。

我一般会按照我个人的口味来选择作家和作品进行翻译，但有时也会应出版社的要求而为之。比如，翻译阿城和高行健的作品属于前一种情况，而翻译苏童的《米》则可归为后者。

韩石山：你精通法国文学，也可说是精通西方文学，你对你选择的作家的认同，是用西方的一个公认的标准来选择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对中国作家的选择与介绍，是不是用一种相对来说降低了的标准，而这个标准里还掺杂着某种友好的成分？有友好的成分我们是感激的，但降低了标准会不会让人觉得也是一种歧视？

杜特莱: 这样说吧，我还有大学里的教学研究工作，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翻译方面，选择什么作品来翻译完全是按照我个人的口味和出版商的要求来进行的。

韩石山：据舍弟提供的简单介绍，说你翻译过高行健的《灵山》以及阿城、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我注意到，这几个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写中国过去的社会生活形态的，比如莫言有名的几部作品，大都是以过去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生活形态为题材，苏童作品的时代就更远了，可以推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与城镇的生活形态，你对他们作品的兴趣，主要在他们所写的生活形态上，还是在他们作品所达到的艺术境界上？也就是说，你的着眼点是介绍一种过往的，西方人不甚了然的生活形态呢，还是当下中国文学作品已然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是有所侧重？

杜特莱: 对于选择来翻译的作家，我所欣赏的是其笔下的艺术灵性及叙述方式，至于说他们讲的是过去还是现在，是无关紧要的。此外，我非常容易接受作家反映人的自然本性：善良，丑恶，正直，卑劣等上天赋予你我的种种特质。莫言和苏童用他们的作品昭示人究竟可以虐惨到什么程度，但同时也倾其笔力勾画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与友谊。

我常对我周围的人说，我不总是可以跟我所接触的人建立一种很直接的关系。礼仪规则和我是外国人这个事实，妨碍着一种油然而生的自然关系在中国人和我之间的产生。相反，在我阅读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我则悄悄秘秘地进入了中国人的圈子，我能听见他们相互间在谈论什么，看见他们在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怎么驾车，他们如何做爱，等等。这是最好的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的途径。后来我发现，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跟别的国家的人并无大异。

韩石山：你能具体地谈谈这几个作家的作品，各有什么特色吗？也就是，你最欣赏他们作品里的什么东西？

杜特莱：阿城在文革期间曾被下放到农村，我很喜欢他描述这一时期所遇人物的风格。他笔下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虽然生活背景苦涩，但却保持着人类本质深处的价值：互爱，自尊、宽厚与慷慨。与伤痕文学所示那一时期的不幸者总是令人心悸不同，阿城在他的小说里告诉世人，即使是在困境中人类特有的价值依然闪烁着光亮。

对于莫言，我欣赏其将真实表现得如真实自身一样，毋须色染。从莫言那里可以了解人们数百年来是如何生活在山东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的生活，伴陪着残酷与爱及友谊的交织。同时，恕我管见，莫言作品中总有着一种当代中国文学少有的幽默。在法国，人们将莫言与十六世纪的作家哈博莱(Rabelais)比较。此外，如《 酒国》这样的作品，莫言不迟疑地进行了探索，将小说置于小说之中或对超自然的东西进行描述。

最后说高行健，使我着迷的是这位老兄诗一般的描述以及展现与女人之间关系时笔下的那种坦率。我当然也喜欢他作品中的那种探索精神。就说《灵山》吧，人物只是被简单地冠以我、你，他或她，这应该是极其独特的。

翻译这些作品时，我告诉自己实在没有必要自己写小说，因为在深层意义上，我是在用法语重写中国作家的作品。

韩石山：你是高行健《灵山》法文版的译者，这部作品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作品，你翻译了它。瑞典文的，据说是马悦然译的。法文译本，影响无疑更大些。你当初翻译这部作品，是有眼光的，你翻译它，肯定是因为你认为它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请用简单的语言，说说它的优秀在什么地方？再请问，诺奖评委会将2000年度的文学奖颁给了高先生，有没有文学之外的含义？比如说，诺奖设立近一个世纪了（具体时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总之是很长了），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过，多少有点说不过去，眼看一个世纪要结束了，总得给中国作家一个。但是，又不想给大陆的作家，只好给了一个已取得法国国籍的中国作家。用另一种方式表述，就是，眼看一个世纪就要结束了，没有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获得过此奖，总得给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又不愿意给一个大陆作家，于是便给了一个法国籍的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还是在大陆完成的），这是不是一种西方式的智慧？这里面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甚至可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并不认为有意识形态的分歧有什么不对，因为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我认为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应当坦诚，坦诚是不分西方东方的。你能对高先生的获奖给一个圆满的解释吗？

杜特莱: 高行健1978年第一次来法国时我便认识了他。那时候，他是跟由巴金率领的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起来的。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中断联系，他一有新书出版便会给我寄来。1991年，高行健在台湾出版了他的小说《灵山》。我一看到这本书，马上就感觉到其与众不同，将其翻译成法文的愿望亦即产生。我太太丽莲和我，在还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就开始翻译了。事实上，作品本身使我们确信它会在法国取得巨大的成功。当我们的翻译本于1995年出版后，评论界的颂扬之词随即迭至。

高行健荣获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我觉得这个奖跟如此风格独特而又内涵丰厚的著作很匹配，高行健毕竟对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皆有相当深的功底。受东西方两种文化之厚爱，当然也得益于其自身

超然独立的创作意识 （他写作是回应一种内在的需要而非满足这种或那种政治风向），在我看来，他的确开拓了一条中国文学全新的创作之路。就像部分中国作家所承认的，这一奖励对世界对中国都是至高的荣誉。

不管怎么说，每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后都会有大的辩论和争论随即而来，这绝不是关联高行健的个别现象。

在我看来，文学的创造不应该只天赋于这个或那个国家，她应该属于全人类，应该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韩石山：是去年吧，法国有个文化月或是文化周的活动，我注意到有几个中国作家获得了法国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中国大陆的许多报刊报道说，这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法兰西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前也听到有好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的消息，作为一位中国的文学杂志的主编，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地域的遥远，我们难以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和我的刊物的读者，都想知道，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法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说普通民众了，只说法国文学界，对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一个怎样的评价，请你如实地告诉我。简单点说，就是法国作家是怎样看中国当代作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杜特莱：中国作为主宾国受邀参加巴黎书展是2004年法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法国主流媒体积极报道了中国跟她的文学。多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并参与此次活动。大量的中国文学新作被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等。各地的图书馆也特别积极，纷纷亮出旧藏的和新购的各类中国文学书籍，以飨读者。2004年，我在法国各地做了十几场关于中国文学的讲座。我也于同年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书，销得很好，早已告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