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泓

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一句海纳百川的气势，啸出了几千年来的，东方的包容。

东方人向来有包容才俊的功夫。当公子白恨恨地拔下管仲射来的箭镞，抹掉嘴角渗出的鲜血，谁能说他心里没有怨恨？但他包容了；当秦王李世民将信将疑地接纳了瓦岗寨将领魏征，掏出了捂死在怀中的爱鸟，谁能说他心里没有嫌隙？没有埋怨？但他包容了。这便是天朝帝王的风度，东方人的风度。

成大器者必然有大胸怀。东方人总是善于吸纳总结，总希望自己是“集大成者”。但是，那些大度能容之人，常会一不留神揉进去些杂质，扰得精华不安。

东方人包容的也不乏一些小人，尤其，是有才华的小人、虚伪的小人。这群文痞小人，在古代把野心家王莽说成了廉洁奉公的楷模，在现代把弱女子阮玲玉逼得写下“人言可畏”含恨而终，但他们不知是隐在哪个历史的暗角，居然那么容易的，就被包容了。譬如沈括，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当年竟是将苏东坡陷于不义的最大“幕后黑手”，这样的人格污点，竟被一页页泛黄的史书包容，竟被一代代忠厚的中国人包容。

也许，是中国浸染出去的中庸之道，君子之行太过于清俊又太过于浓重，包容便成了东方的习惯性力量。

日本包容了美国踹开大门的一脚，从此西化，西化到茶道与可乐并驾的不伦不类。韩国包容了美国从天而降的一巴掌，从此“先进”，先进到与同根同族的朝鲜说拜拜。连中国，也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自我欺骗的口号下包容了西方文化，包容到了麦当劳开在北京的老胡同里！这便是我们所谓的包容，不论精华糟粕，外来的便是好的，外来的便一并接纳。

房龙的一本记述世界文化的书叫《宽容》，这一点在西方人的激进、尖锐、精明的作风中的确亟待提倡，但在东方，在中国，谦和的人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自己“抛砖引玉”时抛出去的是否是砖，引进来的是否是玉，再一并包容呢？

西湖·文人

最近一段时间读了许多古文，特别是古代的一些游记。跟着柳宗元、欧阳修、袁宏道这些赫赫有名的老前辈们游览了不少的名山大川后，发现先辈们在以如椽巨笔描绘景色后所发的感慨多少都带着悲凉。何也？被贬。

古代的许多文人一生的经历大多如此：读书，做官，放逐，做文。这在外国名家中是少有的。于是，中国文学中多了几把辛酸泪，几句抱怨词，几许离别愁。那些被贬的文人们，有的一边感叹身世，一边关心时局，于是有了名篇《马说》、《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有的干脆寄情于山水之间，于是就有了《西湖八记》、《满井游记》；还有的，是在被贬后仍不忘造福一方，流芳百世，于是就有了《醉翁亭记》，有了《荔枝图序》，有了西湖上的白堤与苏堤。

我以为，偌大的中国，数上的数不上的，有名的无名的湖不计其数，但像西湖这样和文人联系如此密切的仍是凤毛麟角。白居易、苏轼修白堤和苏堤，不是为了风雅、休闲，纯粹是为了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上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可以说，是文人成就了西湖，而西湖也记住了文人。

正午时分的苏堤，游人小憩，喧嚣暂歇。立在层层柳浪下，粼粼碧波边，情不自禁地也想吟吟诗、谈谈词、荡荡船，哪怕坐在长椅上哼一首古曲，树上的鸣蝉都不会打扰，真正感受到“心凝形释”，或是“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的滋味。想想当日，有多少得意或是不得意的文人到这里题咏诗词，或是干脆与山僧一处，听听南屏的晚钟，看看夕照的雷峰，踏踏断桥的残雪，观观花港的金鱼、曲院的风荷、平湖的秋月，这一切，都被苏老夫子近水楼台、蟾宫折桂了，于是历代咏西湖的诗词自然就有了个首领。

我想，描写西湖，“浓妆淡抹总相宜”最是再贴切不过了。它的湖水不深不浅，它三面的山不高不低，它的夜晚不明不暗，它与周围的塔、寺不远不近，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好像造物主对西湖给予了许多偏爱似的。

游览西湖，我的心底是带着一丝遗憾的。原因，是西湖的完美。它的确完美，一年四季，朝烟夕岚，无论远眺近观，皆有可看。而我呢，一个无名小卒，怎能与林和靖相比，以鹤为子，以梅为妻，隐居西湖二十年，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来咏孤山的梅？

西湖的文章太多了，做文的人又多是历代高手。而我，仅以一个游者的身份，一个对西湖倾慕者的身份，写下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只因为在那潭湖水中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使我无法避开；描写中国文人的文章也不少，做的人又多是传记专家，而我，仅以一个最最幼稚和浅学的心灵，一个对文人怜慕者的身份，写下这篇文字，因为人生中蕴藏着某种决定性的原因，使我无法不去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