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愚

1975年秋天，我到沈庄下乡，正式的说法，是参加了县委驻沈庄批林批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时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农业学大寨口号虽然越喊越响，却只能是虚张声势，真正能落实的，也就干部下乡一条，叫做“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也是的，物资匮乏，资金拮据，化肥农药奇货可居，拖拉机按计划分配，全县每年也就七八台，能落实的，就是干部下乡了。那时县干部的人数不及现在的三分之一，也已经人浮于事了。对县领导来说，把身边多余的人打发下去，既图个清净，汇报工作时，也可以扎扎实实来一段“一年来，我们狠抓干部蹲点，全县半数以上大队派驻了宣传队”之类的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宣传队进村的时间是在秋收以后，人员是“乱搭班子”，不算来自五湖四海，也可谓是士农工商五花八门。我们宣传队共六个人，队长谷子秋，县革委水利办公室副主任，五十上下年纪；副队长老刘，土产公司副主任(当时不称经理)，四十出头；队员除了我，还有文化馆的下放干部梁之音，县水泥厂的女技术员吴金果，借干李小串。借干，是“借调干部”之意，不是借自什么单位，而是借自农村，相当于干部中的临时工。四清时有过一批借干，后来都转了正。这批借干听说也是很有希望转正的。

宣传队进村，烧了三把火：访贫问苦，摸清底子；批判斗争，打击敌人；壮大队伍，健全班子。忙过一阵子，就过年了，然后就无所事事了。按说没事干，就可以尽情享受田园风光，岂不美哉?实则不然。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既然下乡，就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同住，并不是和贫下中农睡一条炕，而是随便拣一家有空房的农户住下就行；所谓同劳动，也不过是每天到地里转转，高兴了再指手画脚说几句，用不着真干的。真正不得不实行的是同吃这一条，就是和农家同吃一锅饭——当然是派饭，从村头吃到村尾，一家一户挨门吃，周而复始。

对吃派饭最感兴趣的是小串。她在村里长大，从小看着大人们诚惶诚恐地招待干部吃饭，现在自己骤然间也成了被招待的对象，自然兴奋。她只是说这村的饭差，远不及她家管干部的饭好。副队长老刘哑然而笑，问：你家管饭是啥时候?小串说是四清时候。老刘说这不就对了，那时候是啥时候，现在是啥时候?咱们这个宣传队又咋能和四清工作队比呢?人家是正规军。我问：那咱们是什么军?老刘说：你这大学生，还得好好深入实际咧!这还用问?杂牌军嘛!大家先是笑，接着沉默。

对吃派饭最头疼的是梁之音。老梁是下放干部，原是省歌舞团的小提琴手。他属于1969年那批下放干部，刚下来时和插队知青一样，安插在各村当农民。老梁当了一年社员，就安排到文化馆，待遇已算优厚。他是南方人，说一口鸭鸣似的南方话，群众听不懂，而当地方言他也听不大懂，于是只好少说话，面对群众则常常不说话。这还罢了，最糟糕的是他那一副小提琴家的派头，总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似乎永远地坐在舞台上演奏；和人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别说群众，宣传队的人对他也敬而远之。我算例外，同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吧，喜欢和老梁拉拉家常。我也怕吃派饭，主要是怕吃那玉米面发糕，俗称“四面挨刀”的那种食品。以我的记忆，这种食品实在是七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取代了原先家家户户笼里都有的白面馒头。八十年代后这种“四面挨刀”才终于消失。

老梁是南方人，本来连馒头也吃不惯的，这阵叫他吃那种纯玉米面的发糕，已是苦不堪言，问题是有时连这也吃不上，得挨饿。原来，宣传队六个人分作三组吃派饭，两人一组，老梁和吴金果一组。吴金果是邻村的人，在沈庄有好几家亲戚，这且不说；她男人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是人人巴结的角色，她因而也很受欢迎，不论到谁家，饭菜都差不到哪里去。可惜吴金果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回家，同样因为丈夫的原因，队长谷子秋对此网开一面。这就苦了老梁，管饭的人家都合谋刁难他。按规矩，谁家管饭，饭熟后便打发孩子去叫，若吴金果在，肯定如此；但若只老梁一人时，那就糟了，决不会有人叫的。老梁这么着被饿了几次，学乖了，就主动上门；也不行，那饭总是迟迟做不好。有一回我和小串吃完了，见老梁还一个人在村巷里游荡，问他：饭还没熟吗?老梁回答：老太婆说才死(柴湿)，正生火呢!依然文质彬彬，不慌不忙。小串偷着笑，我也笑笑，到底不知道老梁那顿饭吃了没有，咋吃的。小串和吴金果住一起，了解的情报多。她听吴金果说，村里人都讨厌老梁，说那个“挨刀鬼”一顿饭不说一句话，活该饿死!我很想婉转地劝劝老梁，请他活泛些，可到底没想出什么合适的措辞来。

伙食最好的是谷子秋。他是水利办的头头，大队想打深井，几万元的资金，全指望他通融。凡是他吃到的人家，大队每天补助小麦二斤。老谷天天吃香喝辣，大家都想跟他吃饭，哪怕只吃一顿，也可略略滋润一下肠胃，他却把这个紧俏“指标”派给了老刘。大家只好看着二位领导油汪汪的嘴唇、红润的面容，无可奈何。

下乡的另一个苦处是无聊。班子建立之后，大队的一应事务自有大队小队的干部负责，宣传队则如聋子的耳朵，是摆设了。谷子秋还在机关里管点什么事情，老刘总是这儿那儿不舒服，他们常常回家或者回机关。吴金果不用说了。坚守岗位的，就我和老梁、小串三个人。老梁的老婆孩子在太原，我那时虽然已结婚，但爱人在外地，都无处躲藏。回机关躲清闲是不行的，每月领工资、粮票回去一下，呆两天就得走，不然，会遭白眼的。机关的人对待派下去的同事视同异类，希望他们永远也别回来，以免这苦差事轮到自己。这一点，我和老梁有同感。小串是借干，要好好表现。她家里也常常有事，有事时总是打发她表哥来叫她。她表哥四十多岁，瘸子，见了人怯怯的，据说是大队保健站的医生。小串回家不多停，少则一天，多则两天，就归队了。

宣传队住在一条巷子里，男一家，女一家，两家斜对门。小串和吴金果住的那家就一个老太婆，老太婆有三个儿子，都在西安工作，常年不回家。小串一个人寂寞，就到我们这边聊闲天。也幸亏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陪着，我们才不至于太寂寞。小串长得漂亮，青竹般的高挑身段，水汪汪一双大眼，永远也晒不黑的白嫩的脸，一举一动都带有农村姑娘特有的韵味。老梁在背后不只一次说：小串这姑娘，文化再高些，能做电影演员。我问：比你老婆怎样?老梁想了想说：模样强一些，气质不如。我老婆是音乐学院毕业，能歌善舞。说毕，无限相思的样子。我却在心中颇不礼貌地暗想：他老婆一定后悔，嫁了这么个窝囊丈夫。

小串也能歌善舞，尤其喜欢唱歌。流行的歌曲她几乎都会唱，还会唱许多样板戏的段子，蒲剧眉户都行，只不会京剧。广播上有什么新歌，她听两遍就能唱了，而且唱得声情并茂。有一次，老梁考试性地教她唱了几句外国歌，居然也唱得有滋有味，高的能高上去，低的能低下来，音色也很美。老梁惊异道：考音乐学院也差不多啊!好好训练几年，赛过郭兰英!小串说： 那你训练我吧!老梁说：我本来是学声乐的，嗓子练坏了，只好改器乐。我是半瓶醋，把你教坏了，还不如不教。再说，那得天天起大早拔嗓子，在这地方行吗?我闷的时候想拉拉琴，也不好意思啊!我看你呀，倒不如跟张老师学点文化最实用。张老师是中文系毕业，文学家。老梁说着，抖动着脚尖。

老梁虽然不善交际，但我早看出来了，这家伙的头脑是一流的，别看那一副窝囊样子，其实是在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呢。小串已订婚，对象是军人，按流行的说法，要算“军管单位”，不但冲击不得，套近乎也使不得。我看老梁十有八九也是怕自己把持不住，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所以把球踢给了我。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我碰到小串的目光就心慌，从不敢和她单独相处，尽力回避她的目光。

小串是“七制校”毕业，实际就是小学毕业，据她说他们村里从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我们是她第一次见到的大学生，她对我们俩不但是尊敬，实在是敬仰。她很希望能跟我们学点什么，老梁先叫她吃了闭门羹，她有些失望，便转过脸看我，那目光可怜兮兮，又那样满怀渴望。我这个人心软，一时实在不忍心，便打趣道：老梁他不教你唱歌，是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你别理他那套，他要真不教你，咱们就发动群众斗争他。至于学文化，不论是语文数学，还是物理化学，你学到哪里，我教到哪里。小串好高兴，跳起来拍手道：张老师你说话可要算数，明天就开始!

现成的教材是一套毛选。刚开始是她把书拿过来请教，因为我们在一起吃饭，回来时相跟着，她便邀请我到她的宿舍去。我谢绝过两次，她还是邀请，只好从命。她的宿舍收拾得一尘不染，贴着几张宣传画，简陋的房子显得很宜人。我第一次坐在她的板凳上，止不住心跳。小串说：你这贵客好难请啊!你大学生，比我还封建哩。不知为什么，有人在的时候我总不好意思提问题，听不懂也不好意思问。你再给我讲一讲好吗?她又拿出毛选，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我一一做解释。我发现她悟性很好，讲过的东西，便再不用说第二遍，临走时情不自禁赞扬了她几句。小串满面流溢出光彩来。从此我常到小串住处，吴金果在时也去。和这样美丽的姑娘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风。小串很自重，我在时总是大开着屋门，一言一笑都很谨慎，轻易不看我一眼，反不及有人时随便。我心里不免笑话自己当初神经过敏。

小串对老梁拒绝教她唱歌，一直觉得遗憾，不止一次撺掇我做老梁的工作。我想何必郑重其事地拜师，直接叫他教不就得了。这天吃完晚饭，回到我的住处，等老梁回来。等了足有一小时，老梁才灰溜溜无精打采进门，看样子又有一顿饭落空了。果然，他一声不吭拿出几块饼干嚼起来。这使我们俩都挺尴尬，又有点幸灾乐祸。小串说：梁老师，明天你到五队吃饭，我到三队去。老梁不吭声。其实类似的建议我也提过，老梁说谢谢老弟，不必了。他吃罢饼干，喝一杯水，叹口气，打开他随身带的皮箱，取出一把小提琴，正正音，拉了起来。

老梁居然带着一把小提琴，这可是我们没料到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把提琴不但是名牌，而且是祖传，他带着它，就如带着别的什么珍宝一样，是不轻易示人的，这次实在是因为情绪低落，才豁了出来。他拉的曲子是马思聪的《思乡曲》，我在高中时听过。马思聪逃到国外，这名曲早成了令人生畏的反革命歌曲。他竟然敢拉，我暗暗称奇，假装不懂。我得承认，那是我这么多年听到的最动人的乐曲。一把小提琴，能发出那么震人心魄的声音，实在是我料不到的。那么幽婉悲哀，叫人听着想哭。

也是老梁否极泰来，可巧大队书记老井来找谷子秋，听到了老梁演奏。老井是转业军人，在部队是文艺兵，复员后一直是村里“自乐班子”(俗称家戏)的台柱演员，在《红灯记》里扮演李玉和，板胡二胡也都拿得出去。公社布置要检查大寨田建设，他来看看谷子秋来了没有，走进院子，看见房东老两口雕塑般站在当院默默流泪，以为出了什么事，正要走上去问，听到了老梁的提琴演奏，才明白过来，于是也静静站着听，不久也流出泪来。待老梁拉完琴，老井走进屋子，握住老梁的手，半日无语，最后说：老梁，你这样的人材住在我们这里，真委屈你了!老梁依然无语，默默地把提琴收拾了，叹口气。

第二天中午，老梁正愁着没饭吃，老井来了，请他吃饭，连带着把我和小串也叫上了。到了老井家里，饭桌上已摆好了酒菜，看得我心花怒放。老梁那鸭嗓子先惊叫起来：啊哟，井苏 (书)记，你你你……老井拉老梁坐下，说道：老梁啊，这饭可不是白请的，是拜师宴，不成敬意。又指指我和小串说：他们二位是我拜师的证人。老梁灰暗的脸上顿时泛起光彩，谦虚几句，就狼吞虎咽起来。从那天起，老梁的境遇突然改变，顿顿吃饭有人叫了，而且饭菜质量大为改观。原来老井提高了老梁的待遇，按谷子秋的标准，所到之家补助麦子二斤，又特意吩咐，凡管饭人家必须提前恭请，按时按质管好，否则扣除口粮小麦二至五斤。这好伙食真是立竿见影，不几天老梁的面色便红润起来，人也眼见着胖了起来，越发像个提琴家了。只剩下我和小串依旧吃着玉米面发糕，心里叫苦，却又无话可讲。老梁从不请我们跟他吃饭，连句客气话也没说过。

老井拜老梁为师，是真干，不过不是学提琴，是学二胡。他说提琴他学不来，学会了也没用。老梁说二胡他外行。老井说会推磨就会推碾子，还不一样？果然老梁拉起二胡来也是不同凡响，一曲《草原轻骑兵》，把大家都震住了，都说和广播上放的一个样。老梁说老井的二胡用料不好，做工粗糙，他有一把，白放着，叫老婆邮过来；于是写信，不几天连琴带盒子都邮来了。那二胡果然出色，音质优美而且洪亮。于是二人交换了二胡，每天都要吱吱哑哑拉一阵子。老井是大队书记，从来不用上地干活，清闲得很，这下算有事干了。

老梁从此成了红人，每次大队开会，全村人都要欢呼着要他来段二胡曲子，谁家有红白喜事，也都要把他请去演奏一番。老梁一概不拒绝，每次演奏都一丝不苟，很投入地眯着眼，摇晃着身子，如醉如痴。小串学歌的意愿就此完结，只好一门心思跟我学文化。

小串学习进步很快，两个月下来，一部毛选能通读一半了。过了五一，地里的麦子一天一个样，眼看着染上了淡淡的柳黄色，小串家里的事情也多起来，她那瘸子表哥隔三差五地叫她，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小串回去两次，就再也不回去了，她说她妈讨厌，芝麻大事也叫她，一点不体谅她，说着竟哭起来。她有了什么心事，常常一个人发呆，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答非所问。

夏收就要开始了，照惯例，县里要开宣判会，公社要开斗争会，大队要开批判会，沈庄自然不例外。这天晚上，大队召开夏收批判动员大会，先是老梁的二胡演奏，接着小串唱歌(宣传队真成了宣传队)，大队和宣传队的头头们一人一段讲话；开完会，就十一点半了。群众散了，又开大小队全体干部会。谷子秋先讲话，刚讲了几分钟，就见大队的老贫协慌慌张张来报告，说不好了，出事了。老井忙问什么事?老贫协说，有人在工作队门口用石灰撒记号，很像是特务的暗号。大家一听，忙去看。果然如老贫协所说，小串住的院门口有一个石灰撒的圆圈。大家都惊呆了。谷子秋说：像特务！保护现场，快给县保卫组打电话!老井就一路小跑去了大队部。

不大一会，老井过来了，把谷子秋叫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便胸有成竹地开始部署。老井这人表面上像个马大哈，其实很缜密，他说是根据公社治安员的指示，我想是他在这几分钟里拿定的主意。他叫村干部们都回家，没有通知不许出门；又叫宣传队人员除老谷老刘外全部集中到大队部，也不要出来，很明显，他要限制的是小串；然后他和老谷带领七八个民兵埋伏在小串住的院子里，老刘带几个人埋伏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真是神机妙算，一切安排就绪，才过了半个小时，就有一个黑影翻墙跳进了小串的院子。众民兵一拥而上，把那跳墙的家伙制服，捆了起来，拉进屋子里。雪亮的电灯下，大家看那人时，不由大吃一惊，原来竟是小串的那位瘸子表哥!

坏人刚抓住，县保卫组的人和公社的治安员也都来了。锃亮的手铐一上，瘸子浑身打颤，该招的都招了。原来，这个比小串大二十多岁的瘸子，竟是小串的情夫!

这瘸子名叫殷天泉，霸占小串有三年了，因为是瘸子，四十多岁仍是光棍一条。他伯父是大队书记，安排他做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在村里就算是有头有脸了。他瞅准了小串，把她抽调到保健站做他的助手。对小串来说，这活儿轻松体面，工分也不少挣，求之不得，当然很感激。但感激归感激，要小串接受一个四十多岁的瘸子，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三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殷天泉偷偷反锁了大门，狼一样突然扑上去，强奸了小串。小串哭着回到家里，一连两天没去保健站，但也不好意思把事情告诉母亲。两天后殷天泉来到小串家唤小串上班。小串母亲诉说：这女子不知咋啦，不想上你那里去了。殷天泉说：好婶子，我教她配药，配得不对，我说了几句，她扭头就走了。小串母亲就骂：如今的孩子真没礼性，不知好歹!逼着小串马上跟着殷天泉走。小串只得从命。进了保健站，殷天泉就跪下给小串磕头，流着泪陪情道歉，又诉说对小串的思念。小串心一软，殷天泉就又扑了上去……就这样，小串一步步上了贼船，渐渐竟和瘸子情好日笃起来。小串能做借干，自然是殷天泉对她的报答，但殷天泉又对她不放心，过不了多久就要找小串一次，既笼络又监督，免不了要找地方发泄发泄，有时叫回去过夜，有时候就在野地里交合。最近殷天泉发现小串常跟宣传队一个大学生在一起，很亲密的样子，而且小串对她有点冷淡，怀疑小串和那大学生有了关系，就要小串离开宣传队回保健站；小串坚决不同意，他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叫；这么一逼迫，小串和他闹翻了，殷天泉连叫几次都不走，甚至连沈庄也不出。殷天泉一时急昏了头，决定半夜里找小串，就在她宿舍过夜，逼迫小串就范。撒石灰圈的意思，是通知小串他要来了，叫小串晚上留门；结果门上了闩，他以为小串无情，越发怒火中烧，就跳墙而入，结果闯了大祸。

那个引起殷天泉发急的大学生当然就是我了。

那晚被软禁在大队部的，就小串、老梁和我三个人。我和老梁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觉，小串一个人坐在墙角，一句话也不说。大约凌晨两点多，老刘来叫小串，顺便叫我和老梁也过去。小串是被保卫组的人叫去审问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天快亮的时候，老刘来叫我，说保卫组找我说话。我大惑不解，走进斜对门，看见小串那个表哥被铐在院里一棵榆树上，小串面向墙角低头站着，老谷站在当院抽烟，冷冷地看我一眼，我不由头皮发麻起来。走进屋子，见保卫组的三个人一排坐着，虽然都认识，却都黑丧着脸，和不认识一样。他们直截了当问我和小串的关系。我也直截了当回答：没有男女关系。也就在这一刹，我从心里佩服老梁：真是老奸巨滑呀!

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幸亏有小串的证词，我才逃脱了干系。然而男女之事，从来是捕风捉影，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关于我和小串的流言，几年后才消弭于无形。

天亮后，保卫组的人带上殷天泉走了，后来听说被判了八年。小串躲在屋子里，整整一天没出来，我也没敢去看她，大家都不理她。第二天，老谷和老刘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打发小串回家，以免意外。他们相跟着到小串住处，竟已人去屋空。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大意是说她走了，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志们，请大家原谅。那张字条我也见了，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很粗糙的纸，印着红线，是小串学习笔记本的一页，我很熟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间，有一片水渍，不用猜测，一定是小串的泪水了。从此我再未见过小串，最后的一面，就是那个面墙哭泣的背影，想起来总不免深深地怜悯，莫名地惆怅。事发不久，那个现役军人和她退了婚，后来听说她嫁到了老远的山区，给一个三十岁的老光棍做了老婆。再美的姑娘，一旦坏了名誉，便是狗屎一堆，没人要了。我无法想像，一位那么娇嫩美丽的姑娘和一位枯树似的老光棍搭配在一起，日日夜夜厮守着过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几年前我到北京出差，去看已是大牌音乐家的老梁。我们不约而同说起小串。老梁仍坚持说，小串才貌双全，是大有培养前途的，可惜呀!我们默默相对，半日无语。我想，人们常说命运，这大概就是小串的命运吧。

老梁问小串的近况，我哪里答得上来，连是死是活也说不清。老梁又问老井，我同样答不上来。老梁叹口气说，真是往事如烟啊，只好任凭它消散吧。我请老梁为我来一段小提琴。老梁戏谑道：知道我一曲提琴的价格吗?一万!说罢，又拿出他那把祖传的小提琴，郑重其事拉了一曲《思乡曲》。我聚精会神地听，却怎么也品不出当年那种催人泪下的悲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