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

朱文的小说颇有“存在主义”意味。不过，这里所谓的“存在主义”并不专指西方19世纪后期以来的哲学范畴，它不是启蒙主义式的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勇于承担社会正义和责任，而是指涉一种以个人精神为旨归的价值取向。“群众，作为伦理与宗教事物的判断者，乃是虚妄，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一人乃是永恒真确之事。这是真理”，“从群众中回家，变成单独的个人”，“真理的沟通唯有单独的个人能承当”，“我以‘个人的范畴表明我的文学作品之始”^①。从小说风格看，由于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朱文的文本明显与启蒙文学的悲剧、崇高风格形成对照。其实，以个体生存状态取代公众精神理想，以个体叙事取代群体叙事，也正是90年代文学不同于80年代文学的一个明显之处。

存在是所有人都面对的问题，人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人是什么？人所是的这个什么，也就是说，用流传下来的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②他还说，“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③。然而，生存恰恰决定人的存在。朱文的小说就表现了对“存在”的哲理化追问，其方式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体验性的。而且，在纷乱与琐碎之中清晰地突现着各种现象性的存在。同时，作品中情节的展开往往存在着有意的反复与延宕，模糊了事物连续发展的可能性，强化了孤立的片断性事件。《关于一九九0年的月亮》中的“我”属于一小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