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如溪

白居易有诗说：“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意思是说，三十九岁就已经是沉沉暮年岁月的开始了。我今年正是虚岁三十九，尽管还没有感到“岁暮日斜”，但还是时不时地思索着“奔四”的话题。《礼记》上说，四十曰强而仕；孔子名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西人常说，人生四十才开始。这些说法孰优孰劣，难以评说，恐怕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资质、天赋、境遇来考虑这些问题。把四十岁看成暮年开始的杜甫——因他有诗说“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他的全集一千四百多首诗，十之七八是四十以后做的，尽管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先生，写作发表《阿Q正传》时也已四十开外，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间完成的；齐白石虽然从小就努力学习绘画，但真正功成名就的日子要等七十岁才到来。而这又不可一概而论，李贺死时只有二十七岁；英国诗人拜伦、济慈、雪莱这三位“魔鬼”，都没有活到四十岁；俄罗斯的天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也都没有活过四十岁；法国诗人兰波不但没有活过四十岁，并且他的全部创作几乎都完成于十五岁到十九岁之间。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关于年龄的议论，大都类似于盲人摸象，每个人说的只是自己摸到的部位而已。

有一句话说，生活始终是一门艺术，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而没人能教的艺术。我的三十没有“立”，我的四十也不可能“不惑”，我想，这也不算奇怪吧。闻钟声而悟道的事我是不信的，有些困惑必然要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道家认为人体里有“三尸虫”，上尸叫彭倨，喜欢财宝；中尸叫彭质，喜欢美食，下尸叫彭矫，喜欢色欲。可以说，食色名利始终是人生困惑的基本底色。这“三尸虫”就那么好祛除吗？日本传说里有久米仙人见浣纱的妇人胫白，生染心而失其神通坠落下来的故事，何况凡夫俗子在色欲里沉沦？我们老祖宗不就说：“食色，性也。”食色是人的天性，名利无非是食色的扩展，名利也是更进一步获取食色的保障。当代社会，如果有人仅仅安于简单的食色，那会被看做是没出息的表现。宝马香车、豪华别墅、美女娇娃，是当代英雄的典型特征。像陶渊明、沙门良宽那样的境界，不知现在有几个人是打心眼里认同的。“不戚戚于富贵，不汲汲于名利”是可能做到的，不刻意求取，有这番境界不稀奇；但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这样面对困苦而安然自得的境界谁有？谁又愿意有呢？一方面是锦衣玉食者的醉生梦死，一方面要苦于生存的人提高思想境界、安贫乐道，这是不公平的。你说金钱富贵、名利地位对人没用，但明明富人比穷人过得好、过得舒坦，有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对穷人也就是弱者进行舆论上的欺骗，拥有话语权的人们不也是做着巴儿狗一样摇尾乞怜的行径吗？我喜欢良宽的诗：“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囊中三升米，炉边一束薪。谁问迷悟迹，何知名利尘。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诗的境界是高雅脱俗的，写作《清贫思想》的作家中野孝次说：“我们终究无法臻于这种心境，我们也无法忍耐自己处于这种情境下生活。”是的，我们毕竟处在物质生活越来越趋于发达的时代里，尊重心灵的内在规律，就是不要压抑人的自然情感。如果不是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合理企求，我们都没权力说三道四，尤其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帮闲。

但毕竟，我非圣徒之人，亦非卑污龌龊之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着常人该做的事，生活着，思索着，爱着，恨着。来自生活的、社会的和自己内心的大大小小的烦恼此消彼长，何尝一日消歇？就在被美酒陶醉的时辰，就在被功名锁定的时刻，烦恼、忧伤和困惑，也仍然像蛊虫一样侵扰着我的内心。是性格使然？命运使然？还是境遇使然？一时难以说清。哲人说性格即命运，我在青春时代就已悟出，性格即道路，性格决定着你一生的选择和前进的方向。凡高、尼采这样充满躁动不安和探索激情的伟大生命，必然是生于激情、死于悲剧。生活可以没有诗歌，但不能没有诗意，不写诗的兰波宁愿去非洲，去经历大漠与丛林、风暴与炎热、商务与匪帮的生活。生活在别处，但直到临终前，奄奄一息的诗人对人生还充满了困惑，他问姐姐：“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这些忧郁把我逼疯了：我片刻也不能安睡。总之，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苦难，一种无尽的苦难。我们为什么生存？”是不是四十岁对人生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呢？享年九十多岁的毛姆在《总结》里坦言：“我不再相信上帝，我却始终相信魔鬼。”我们又当如何给予解释呢？

人们常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一个活到了四十岁的人，应该说对人生种种都有了一番切实的体会，就是从此死去也未必是什么大的憾事了。兼好法师就曾断言，四十岁死了最是得体，在不能常住的世界上活到老丑，又有什么意思？古圣人尧辞华封人祝贺时就说过：“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可是人们为何又如此贪恋此生呢？从现实的层面看，是因“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从本质上看，是人这种动物依恋生命的本性使然，何况生命只有一次，去了就无法再回来。对于生命只有几个小时、一天中生生死死就有几代的蜉蝣来说，生命的意义何在呢？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到宇宙长河中，人和蜉蝣相差几希。也许正是感于生命的短暂和意义的难以明晰，快乐派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要时常享受瞬间，要充满快乐，可以获得满足；若是没有，快乐则留待下一段时光。可是，我们从生活中所获得的认识并非如此，叔本华就将欢乐和痛苦置于等量的天平上。认为大灾大痛多，小灾小痛就少。反之亦是。如此看来，人生不必回避烦恼痛苦，别说四十还惑，就是八十也惑，又何羞之有呢？事实上，如果不是活死人，不是朽木僵尸，又怎能做到一点迷惑也没有呢？大人物有政治图谋、经济运作的烦恼，哲人有宇宙人生的玄思困惑，小人物还有过日子柴米油盐的麻烦。有的避之而不及，视烦恼困惑如同瘟疫；有的顺其自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的竟是自寻烦恼，没事找罪受，纠缠和衣食无关的形而上之问题。势必越是生活优渥者，越多一些无形的烦恼，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越是难以实现。伟大的生命容易在激情中燃烧成悲剧，只有平凡的生命虽然寂寥可却更容易忍隐。伟大的人生开出的是绚丽的生命之花，平常的人生正反映着生命的常态。我们所感兴趣的不应是生命停止不前的完美，而应是连续不断的前进、挫折、探索和反思。

蜉蝣及昔而死，夏蝉不知春秋。蜉蝣是人生的一个象征，夏蝉何尝不是人生的一个妙喻？美国作家怀特有一篇极短的文章，讲到蝉对生命的感叹，他先是感叹世事的炎凉，然后把主旋律扩大到爱情。在酷热的午后时分，当爱情与炎热带来的伤感动摇了他时，他的交响乐的心灵进入了伟大的乐章，于是他说：死亡。晚餐以后，他把炎热、爱情、死亡编织成最后的一节，比其他各节更精妙，而且没有那么嘈杂。他掌握着最后一个英雄的单音节词是——生命。

是的，生命，就是孔子能够做到而我不能完全做到的“二十而立，四十不惑”的生命。四十不惑于声色犬马，不惑于富贵荣华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正如蝉的午后十分，四十岁也是人生的午后十分，当他被爱情与炎热带来的伤感摇动了时，他怎能不困惑于死亡？困惑于生命自身？一个没有被死亡、被生命意义这样或那样折腾过的灵魂，还是极其平庸的，还没有达到观察和了解生活所必须达到的最低高度。我为自己虽茫然、虽困惑的人生感到欣慰，也对自己的生命余响充满了好奇，我愿探索生命领域的一切未知。不管四十岁，还是八十岁，我都做好了和困惑同行的准备。

（选自《散文》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