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礼拜堂

（建于一九○八年）

我们都叫它“钟表楼子”。青岛镶有钟表的老房子还有提督府和火车站，但只有此楼被称为“钟表楼子”。楼建在高高的山坡之上，以其为中心放射出七条道路；表镶在高高的塔楼的三面墙上，从任何一条路上都远远可见。表走得很准。在昔日手表还不普及的年代里，它对青岛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文革”伊始，表停了。据传，是青岛医学院的红卫兵上楼破了“四旧”。拆开一看，机芯全为铜制，重约百余斤，便有人生了黑心，终于偷走，不知去向。又传，实际上无所谓机芯，而是由人在那里时时拨动。此楼从此被青医的红卫兵占用。在塔楼顶部的小窗里，伸出多只高音喇叭，四面八方，昼夜开播，传之甚远，与海洋学院楼顶的高音喇叭遥相呼应，控制了半个市南。

我家即在控制区域内。那嘹亮的高音喇叭曾是催我入梦唤我起床的号角。过了一年多，初期的“革命”狂热过去，喇叭撤掉，钟表楼做了青医附属医院的眼科门诊部之后，我甚至有些不适应那种寂静。在瞧病之余，我曾探过钟表楼内部，见其大厅被间开做了病房和木工房。我想去塔楼瞧个究竟，却寻不着门路。如此，那关于钟表的谜一直让我猜了十年。

这里原是青岛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其外貌为德国古堡式样，以表面凹凸不平的巨石作为主要装饰，显得厚重而又雄伟壮观；其处理手法和施工质量都是经过仔细推敲、极其考究的。尤其是那状似不甚规则的结构方式，给人以深刻印象。红色的梁形筒瓦、绿色的塔楼顶以及黄色的波纹形抓筛墙面形成鲜明对照；用镶铁花的厚木所做的门扇，更突出了中世纪古堡的风格。而在它四周的小山坡上，则生满了绿树。

这座建筑在中国众多的基督堂中堪称一流。然而在其行教的大多数年月里，其主持者经济上一直很拮据。初，其经费由德署供给。德军撤退后，全靠自筹。一九二二年以来，常年信徒不过七八十人，单靠信徒捐赠显然不够。一九四九年教堂被政府没收。

一九八○年十一月，钟表楼发还给基督教会，大门敞开，尽纳信徒。信徒渐发展到千人以上。除了钟表重新开始运行之外，礼拜日的早上，那频频钟声由塔楼洞开的小窗四下传播，一时成为当地人的热门话题，去现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终于有机会拜访了青岛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徐道君女士，并由她安排参观了整座教堂，当然也包括了那只钟表，揭开了多年的谜底：钟表确为铜制并有相当重量不假，但并未被人毁坏盗走，其停走的原因不过是无人上弦罢了。这真可谓冤枉了红卫兵。打开表后的门，机芯崭新铮亮，赫然在目的是一排外文字母和“1909”的字样，显然是制作的厂家和日期。据说，钟表楼发还之初，无人懂得如何使钟表重新运行；去请亨得利表店的老师傅，来后见楼梯太陡，说是修不了，而年轻师傅又不会修。后有信徒毛遂自荐，上去一看，缺个齿轮，据查是当初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住在附近，接待处的人想让表走动起来，未修好，却弄坏了一只齿轮。于是车了轮子放上。刚一上弦，坠砣掉了下去，原来是钢丝绳锈蚀了。后来又发现表针锈蚀了。一个表针两米多长。坠砣七八个，有几百斤重呢……

钟表的重新运行，似乎象征了混乱的结束，秩序的开始。那巨大的时针，以新的动力，重新走入青岛人的生活，走进青岛市的历史

圣弥厄尔天主堂

（建于一九三二年）

我家住在山坡上。说“山”，其实从小便没有山的印象，四周全是楼房，只是院大门外的马路坡陡些罢了。站在阳台上向西远眺，能望见天文台的圆顶楼（圆顶作观天用，可开合），能望见天主堂的尖顶楼（尖顶有十字架），能望见观象山和气象台。圆顶楼是白的，十字架是黑的，在它们之下，则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和绿树中红瓦粉墙的楼房。

天主堂的尖顶楼共两座，高几十米，远看去，挺秀轻快。广阔的天空作背景，使它的线条更为显明。那两只小小的十字架，像两根针直插云霄。秋天的傍晚，滚圆通红的落日，恰嵌在双尖楼间；满天彩云，在楼边从流飘荡。若是月夜，针样的十字架映着月光，在夜幕下熠熠闪亮。那些小而深的窗扇，透出动摇不定的桔色烛光，愈加令人感到神秘——“文化大革命”前，教会的活动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不为一般人所知。

“文化大革命”首先革了教堂的命。有一天，教堂尖顶扎了架子，说是要锯掉十字架。这消息传遍全市。成千上万的人们，从窗口、从街头、从海滨、从山顶，看着几个小鬼似的人影爬上架子，在蔚蓝天空中拉开了锯子。到晚上，传说从架子上摔下两人，当场死亡；又传，教堂中原存有一张世界闻名的圣母画像和一架中国仅有的大型管风琴，被红卫兵从楼顶扔下毁掉了；又传，那十字架外表仅有一层铜皮，内里却是水泥——当年募捐建教堂者贪污了一笔铜款云云。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人们。翌日早上抬头去看教堂时，尖顶已光秃秃，犹如被剃了光头的罪犯，令人极不舒服，似乎整个环境也随之变丑了，变恶了。不久之后，我偶尔路过教堂，看见被锯下的十字架，大吃一惊：那原先看去细如针的十字架，竟是一个比两个成人还高大的粗笨家伙。一个美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破灭了。

再以后，这里做了仓库。

尽管如此，这教堂建筑在大多数青岛人的心目中仍是一种骄傲。从深探入海内的栈桥亭阁上回看海岸，优美起伏的山峦中，天主堂和钟表楼各据最要害的位置，形成完整的城市构图。轮船进了青岛湾，最显眼的，仍旧是这两座建筑。年轻的男女们，有事无事总愿在天主堂边徘徊。有时到月亮升起在尖楼，肥城路面的石块闪闪发光时还不回家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得知，这实在是中国最著名的天主堂之一，原名圣弥厄尔，并且是中国惟一的祝圣教堂。著名的罗马教廷枢机（红衣）主教之一田耕莘就曾是这儿的主教。筹建这座建筑的是德国主教维昌禄，资金来源于德国各地教会，并请德国著名设计师毕娄哈设计。原计划建一座高一百米的圆形高塔，但因正值希特勒为了准备战争不准货币输出，所募款一部分未能带来青岛，只好将原图纸大大修改，但建筑费仍嫌不足，只好又在青岛教区募集。由此观之，传说筹建者贪污铜款一事显然不确，用水泥做十字架不过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的应付措施罢了，恰如大厅内原设计有石膏雕花，后只能用颜色画出一样。建成后的教堂主体高六十米，堂内大厅高十八米，衬以彩色玻璃窗，并在塔楼悬大钟四只。整座教堂可容千余人同时做弥撒。

动乱过去，一九八二年复活节，整修一新的天主堂重新对外开放做弥撒。整修的首要内容是重造十字架。在那些健忘的人、年幼的后来者以及陌生的外地人眼里，这十字架同原先的没任何区别，似乎那一切从来不曾发生过一样。

从广西路到火车站

（火车站，建于一九○四年）

早就听说计划将老火车站炸掉，重新建筑。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以我的感情论，是不同意炸的。少年时代画水彩写生，火车站是常来之处。雨中的、傍晚的、秋天的、春天的……车站广场上有一处小花园，园中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秋天叶子红了，在阳光下如一束束火焰；远处火车站高耸的钟楼，钟楼上绿褐相间的琉璃瓦，再衬以火车喷出的雾气，恰如一幅妙不可言的图画。

人们都称其为“老站”。青岛人中，没和老站打过交道的恐怕不多。自我成人，频频离家浪迹他乡，都是从这里出发。开初送我的是父亲，后来是兄长，如今却是妹妹——二十多年如白驹过隙，父亲已经老了，老站也已经老了。每当从外地归来，从火车窗里，望见老站，就如望见父母，就如望见了家。

去老站，二十多年来都是走广西路。广西路很宽敞，车又少，若是在晚上，静悄悄的，只有整齐的路灯闪闪烁烁。路北的房子，多是德人建筑，有的墙头上还塑着“1903”年的字样。这一带原是德人居住区的中心，路名“亨利亲王街”。据说过去房角上都有尖塔，现多已不知去向，但打眼望去，浓郁古老的欧洲市镇的风味还依稀可见。这条街道，在我的心目中，总是与火车站连为一体，有着共同的故事和命运。然而，当广西路被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区而不许拆旧不许盖新的同时，火车站即将被炸毁了。这将在我，或许也在许多青岛人的心中被炸去一些什么。

其实，细考起来，这个车站，在初建成时就暗藏了将来被炸的命运：狭小局促的月台、候车室和广场，一开始就很不适用，而其建筑，也无非德国小市镇营业所的风格，在构造上没有多少新意。惟一有些特色的，是使用了中国的花色琉璃瓦，有一点中西结合的味道。

就是这个小站，在青岛漫长的殖民地历史中，运走了多少中国的财富？运来了多少侵略军？如今已无法统计。同样是这个小站，在解放后的四十多年间运送了多少旅人？创造了多大的价值？那一定是个很大的数字。

七十年代初，因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阿尔巴尼亚谢胡来访，对老站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拆除了小广场上的破房及厕所，竖起了旗杆，并在适当位置扎起架子安装了机关枪和探照灯。那时青岛时局很乱，偏偏西哈努克亲王和谢胡都愿意与普通群众见面，因此火车站、栈桥一带常常布满便衣警卫，其中有公安人员，也有城市民兵。当西哈努克亲王离开青岛之日，老站的窄小更是暴露无遗：欢送人员挤满了广场和站楼，警卫工作十分艰巨。直到亲王的专列于暮色中缓缓驶动，人们从站台上看着他与莫尼克公主在灯火辉煌的车厢中宁静地对谈、远去，那一颗颗紧张的心才松弛下来。作为欢送人员之一，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不知道，这些往事，是否会随着老站的炸掉而烟消云散？

警察署

（始建于一九○四年）

姑婆家就在警察署的斜对过。小时候，常坐在姑婆家的阳台上，透过法国梧桐的叶隙，一笔不苟地画这座以红砖镶边的轻松明快秀丽玲珑的小楼。至于这座楼的性质或功用，那时想得很少。礼拜天的晚上，姑婆有时带领我们去楼后的公安局礼堂看戏、看电影。在昏暗的路灯下，从那高高的黑魆魆的塔楼下走过时，才感到有点神秘和瘆人，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这一带的夜晚总是很静的。

青岛的洋房中，以塔楼尖顶为饰的很多，但给人印象深的，无非这么几座：天主堂、基督堂、火车站和警察署。全是德式建筑。主要是由于地形地势的原因，这几座塔楼尖顶在整个城市的轮廓中起着优美的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看出德国人在当初城市规划中的苦心。然而，当天主堂、基督堂作为青岛的标志而传名日远之时，警察署却显得被人冷落，默默无闻了。

实际上警察署是青岛最老的建筑之一。据考，其样式模仿了德国某市邮局。一九○二年九月六日，德国驻青岛帝国水师军需局上报了这样一个计划：“拟在台西镇包工建一巡捕房大楼”。三年以后，大楼落成，当初一同迁入此楼的除了巡捕衙门、巡警总局、刑警之外，还有工商管理处和华民审判厅。至一九○九年，因警员增多，又在警署大楼附近分别修建了华籍巡警宿舍、骑警马厩和拘留所。这个规模一直保持了八十年，直到最近，才在警署宽敞的大院深处拆旧新建了十余层的大楼，这就是如今的公安局了。

德国人在青岛期间，对中国人的统治是相当严酷的。粗略计之，先后发布过一百八十多种布告、法规，涉及到衣、食、住、行各方面。这些所谓法规，多由警署强行实施。为此，不但设有骑警，而且豢养狼狗百条。有的法规甚无道理，如晚九时至清晨日出，华人上街必须手持灯笼；再如，华人不得将有声车子驶入洋人居住区等等。更有甚者，还从德国运来断头机一台，置于警察署中，并用中国人试刀；又，在西大森、团岛等处设刑场靶场，常以受刑华人为活靶练枪；又，在修炮台时，为了保密，将数百名华工全部沉溺海底……以上种种，均与这所秀丽玲珑的小楼有着密切关系。这大约就是它被人冷落的原因了。

不知为什么，当我知道了以上的一切，再站到老警察署面前的时候，并未引起丝毫厌恶的情绪。八十多年的风雨侵蚀了楼墙，坡度很大的屋顶上。梁形筒瓦已不再鲜红，与同样变黄变灰的砖饰石饰以及墙皮混同一起，愈加显得和谐而温柔。说到底，建筑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践踏别民族的人，他们没有逃出历史的惩罚。何况，虽然在许多日子里，这小楼一直充当刽子手们的营地，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我们手中，成为青岛市公安局的所在地。我那似乎不久前还是一个小小姑娘的妹妹，如今已穿上漂亮潇洒的警服，日日出入于此楼。她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

观象台与观象山

（观象台，建于一九一一年）

在德国占领者所规划的市中心，也就是如今的市南区，最重要的两处高地，就是观海山与观象山了。其实它们本是一座山，只因为在起伏的山脊上通出一条“平原路”来，山便被一分为二了。青岛的一些重要建筑如市政府、三座教堂、商业中心中山路以及广西路、江苏路等都是绕此二山而建的。

观海山，顾名思义，是观海的处所，山顶有座观海台；观象山则是观天的处所，山顶有座古堡式建筑，是当年德国军用观象台。楼高七层，一色赭灰花岗石墙，夏秋二季，墙身密布黑绿的“爬墙虎”（一种藤），整座楼因此显得阴暗而威严。小而深的窗扇，映着天光，像是一只只锐利的眼睛。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青岛的最高建筑仍然为七层楼，除了这座现象台外，还有汇泉湾那座华丽的东海饭店。而观象台又占了地利之便，雄居在市中心的制高点上，整整七八十年，其在全市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

以我个人而论，对这座建筑没有什么好感。其构造没有丝毫美感，浑如几方大石罗列在一起，沉重地盛气凌人地压在城市之上，与整个城市轻松明快的调子极不协调。加之自解放以来，它就被军队占用，总是森严壁垒，因此更使我感到隔膜。

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到观象山来。我有一位要好的学友，就住在山半腰那深深的、石板阶梯的巷子里。逢八月十五仲秋节，我们总要在观象山上赏月，有时坐到午夜一点钟，还不愿意回家去。清爽的、真正的秋风，轻柔地吹拂着，脚下的城市一片宁静，初升时大而圆的、金色的月亮已滑行到中天，变得银亮而小巧。青岛的气候是秋后热。在我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到了仲秋节这天，在观象山上，这年的夏天才真正离去。对我来说，在观象山上度过的每一个仲秋之夜，还有另外一种意义：我的生日在农历八月十六，母亲却总是说：八月十五一起给你过生日吧，不再麻烦了。在那静静的观象山的深夜里，年轻的，耽于幻想的我，与学友高谈阔论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六十年代末，学友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那时社会秩序很乱，我待业在家，心情不佳。仲秋之夜，我独自在山上枯坐时，都想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种惆怅却又带有诗意的情绪……

在观象山顶，还有一座圆顶建筑，顶可开合转动，据说里面有巨大的天文望远镜。这使得观象山在我年幼的心目中又增添了一些神秘。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近百年来，在观象山进行的多种工作，如天文、海洋等方面的研究，都堪称中国近代之先驱。德帝时期，此处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工作有气象、天文、地磁、地震、潮汐，测量等多种内容，辖济南等十余个测候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时整，中国正式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青岛，指定接收测候所的人员为当时中央观象台气象科科长蒋丙然、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等三人，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政策，竟拖了一年多才正式接收完毕。竺可桢一气之下不愿再来。一九二五年，中国气象学会在此成立；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一年，青岛观象台两次参加万国经度测量，并在山上测定了青岛经纬度的标准位置，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一九三三年青岛水族馆建成，开初亦由观象台管辖；一九五四年，在此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还设立了“中国基准重力点”……

取引所

（始建于一九二八年）

每当来到这座建筑面前，我便特别觉出时光的飞逝。我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与这儿有着密切联系。

那时我十八岁，考入青岛陆军文艺部门搞舞台美术，参与的第一出戏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这儿进行的。那时不知这里曾是日本取引所，只知这儿是海军俱乐部，其中有一个剧场、一个室内运动场和数不清的房间。十八岁的“艺术家”，浪漫和幼稚是可想而知的，对初识的、同样年轻的女兵女演员们怀着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在这神秘感的笼罩下，眼睛失去了分析力，只觉得她们每一个都如仙女一般，活泼而美丽，似乎她们周围的一切、这座建筑也都蒙上了诗意。虽然这神秘感在与她们相熟后便很快消失了，但那种情绪、那种氛围，却一直留在记忆中。演出前的装台、对灯等工作是繁重的，甚至是危险的，要爬上天棚，要起吊近千斤的灯群，而且总是连夜进行。夜深人静，装台大部结束，主要演员和主要乐手都回去休息了，只剩下搞舞美的、跑龙套的演员和一些乐手，竖起高高的梯子，开始挨个灯对光，插色片。工作中，时而有人大说大笑，时而有人吊一声嗓，各种声响在空荡荡的、五颜六色灯光中的剧场里回荡。黎明时分，所有工作基本就绪，只留下我自己，细心地整理天幕幻灯以及云、雨、雪、闪电等各种特技灯光效果，然后便枕着厚厚的天鹅绒幕布在铺了地毯的舞台上睡上一觉。不想睡时，便在大楼中随意游荡。还记得在二楼有个美术组，有个展室，在一楼有个图书馆。我还曾从楼梯间的窗子，写生窗外巨大的雕刻着复杂花纹图案的石柱。但我从未能把这座大厦走遍。在我记忆中，它似一座迷宫，几乎无法把它弄清楚……

以后我们曾多次在这儿演出，有时和海军文工团合演，还曾多次在这儿看别人的演出，看展览，看球赛。在这里曾举行过全国乒乓球赛。一九七六年夏，地震闹得极凶时，全市的居民都搬到马路上露宿，惟有海军的某些家属住进了这所建筑，因为这楼可抗八级地震。

取引所是日本人在青岛所建的建筑物中最大的一座，其规模甚至不亚于德国提督府。“取引所”用中国话讲，就是交易所，内有证券、棉纱、土产等各种交易。青岛虽于一九二二年收归国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软弱和妥协，日本人的势力一直未减，尤其在经济方面。这座造价昂贵、造型盛气凌人的交易楼，在气势上完全压倒由中国资本家宋雨亭筹建的大沽路中国交易楼，可视之为当时局面的缩影。实际上，取引所在很长时间内，确是日本人掠夺青岛乃至山东财富的中心。它南通中山路商业中心，西邻大港，位置十分优越。三十年代初，青岛为国内九大城市之一，各大银行纷纷来青设立分机构，各银行行址未定之前，都是在取引所赁屋开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儿为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司令部占用，解放后，改作海军干部学校。以后把交易大厅改为剧场和运动场，就是如今的海军俱乐部了。

据考，取引所的设计师是著名的三井幸次郎。建筑面积共一万四千平方米，除了一楼五个大厅外，还有一百余间房子。当年五个大厅的内装饰都很豪华，厅内周围一圈柱子，柱子间是高大的拱形窗；地面全用拼花地板。围绕这些明亮华丽的大厅，是阴暗的走廊，走廊可通到一个个办公室。办公室里也很讲究。商人们在大厅内看好货后，便到这些办公室里谈判签约。由于楼建在山坡上，故前为三层，后为四层。前门外有六根巨大花岗石柱，直达屋檐。屋顶有几座矗起的塔楼。整个建筑的外形相当粗壮、方硬，显然是摹仿了德国的风格。

俾斯麦兵营与日本中学

（俾斯麦兵营，建于一九○○年；日本中学，建于一九二一年）

恐怕至今仍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原是德国兵营和日本中学。人们只知道这里以前是山东大学，再早是青岛大学，而现在是海洋学院。海洋学院和青岛医学院一样，原先都是山东大学的一部分，后发展成两个大学。

打我记事起，就只知道这儿是海洋学院。海洋学院第一校门离我家不过二百米距离。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就去学院的大操场。操场里还有荡木和“飞机翅”，危险而又好玩。星期六的晚上，早早吃了饭，去学院的大礼堂看免费电影。人多挤不开时，就躺在银幕下的舞台上看，距银幕不过几米，几乎走进银幕与电影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故事里。我小时候觉得最好的片子几乎都是在这儿看的：《三宝磨坊》、《巴哥达窃贼》、《宝葫芦的秘密》……没有海洋学院，我的童年就不完全。

“文革”开始那年，我刚十三岁。学不上了，干革命又太小，便如同野孩子，整日在外游玩。海洋学院几乎成了我们一帮小伙伴的乐园。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几乎钻遍了学院中的每一座楼，尤其是那些神秘的阁楼和地下室。有一次我们甚至钻进了宽敞的地下水道，迷了路，好不容易才转出来。这一切，在我幼年的心目中，无异于哈克·贝利的历险。阁楼中到处是做实验用的玻璃器皿、书和不同颜色的液体。还记得那一方方绿地和一处处花园。这里的法桐树格外高大。绿地中的水池里有鲜红的荷花盛开。绿地东面的高坡上有一处石棺，面对石棺的坡脚下，地上嵌有一个石十字架，中心竖起旗杆。

海洋学院是青岛的最高学府，也是“文革”中闹得最凶的地方。邻居家有位姐姐，是生物系学生。她所参加的造反组织占领了校内最大的“六二楼”。她每晚去楼里播音，都是我陪同她的小弟一起去接她。那长长的二楼走廊里，堆满了石块砖头，充满杀气。另老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华岗的儿子以及海洋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的儿子，均曾是我们的邻居和伙伴，所以，海洋学院似乎与我息息相关。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洋学院一直是我消闲散心游玩的主要去处之一。

六二楼为什么叫“六二楼”，至今未弄清楚。这座楼就是原先的日本中学。据考，当初造价十九万银元，在青岛的学校中是最为华丽舒适的一座，也是日本人在青岛建的仅次于“取引所”的大型建筑。从这里过渡到俾斯麦兵营，中间有一条马路，原名“定庵路”，后来学校连成一体，这条路便消失了。

俾斯麦兵营是德国人在青岛建的三座大兵营中最为雄伟的，可容一师人驻扎。其原址是清朝章高元的嵩武中营，背山面海，位置十分优良。二十年代末，蔡元培筹建青岛大学，就选址于此。著名作家杨振声任校长，闻一多任中文系主任，教师有沈从文、游国恩；梁实秋任英文系主任；吴伯萧、李云鹤（江青）则是职员。学生中有黄敬、臧克家，旁听生有崔嵬等。以后改名山东大学，又有老舍、洪深、丁山、童第周、曾呈奎、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等著名作家、科学家在此任教。可以想见，当年在这一隅土地上，文化是何等繁荣！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历史出现过多次反复，然而，一所老学校恰如一个民族，优良的传统不会泯灭。那一座座古老的楼栋下，至今仍留有中国文化界巨子的痕迹；那一间间老房子里，曾孕育了《骆驼祥子》、《边城》以及一项项科研成果，并将继续孕育新的文化。这一切，都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摘自《久违的情感》/汪稼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