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慰梅

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三十几年的岁月已经变旧泛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仍像初绘时那般清晰……

一九四三年春天，思成夫妇忽然提出一个计划，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创意。徽因写信给费正清：“思成有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说，完成后送到你那里制成缩影胶卷，寄到美国出版或另找出版补助。英文文字部分随后付印，中文文字则在中国印制。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战争刚结束时上市。如此一来，这里的同仁就有了新的希望，或者当做下一年度的工作目标。最近有不少单位写信来，问我们有没有出版新的中国建筑刊物。看来，以前我们没把印刷的问题解决，真是可惜。”

也许不知道徽因已经写了信，思成自己另外也致函给费正清：“我刚刚完成了约八十幅的一套图稿，可否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影机照下来，这样我们起码在出版前有一套复制品？”

费正清回梁氏夫妇一封信，答应在他们的计划中予以全力协助。然而，由于战时四川的种种不便，这件事拖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这段时期，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一盏菜籽油灯。当时，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脊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李庄探望他们的费正清。他说：

“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十一月底思成抵达重庆。费正清写道：“思成昨晚第一次来，看到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稿的缩影胶卷，当场很兴奋。小伙子们特别喜欢拍它，因为效果极佳。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半夜，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高贵和斯文。”

这些大幅漂亮的建筑图片，对中国建筑史至为重要，制作成缩影胶卷，是美国政府机构促进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贡献。这些图画复制成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思成要我带回华盛顿保存，另一份他留在中国。思成还用英文撰写了一个摘要本，以他的画作插图，图说以中英对照，再加上营造学社的照片。他承认两本书都只能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出版，但他宁愿先把文字和图片准备好。

一九四六年，梁思成收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学年担任客座教授，到纽海文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担任一九四七年四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主席。两份邀请都赞扬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不畏艰难，以顽强的毅力发表研究成果。他战前的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战时出版的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赢得普遍的赞扬。忽然间，他成了国际知名人物。

这趟美国之行，他还带着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中国建筑史》英文原稿。思成定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希望在美逗留期间完稿，找一家出版社出书。

尽管十分忙碌，他还是设法来到剑桥，和我们度过一段时光。

就在此时，思成意外地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徽因的结核病情急速恶化，正在考虑动大手术，要思成作决定。对思成来说，他在美国的事没有一样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他把走后未了的事宜，全都托付给我处理。

他从纽海文带来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我保管。至于我们弄好的手稿，他决定带走。他说，两个星期横渡太平洋的海上航行，正是完稿的最好时机，他答应很快邮寄给我。他和我都没有想到，应该留一份复本。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叠图稿存放在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但那份文字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这里过。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们与梁家断了八年的音讯又连接上了，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接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口信，短而具体，指示我将他一九四七年托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索给一位“刘·C小姐”，她会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寄给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看重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把《图像中国建筑史》展示给西方的读者看。但我怎么能够肯定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这些无可取代的东西寄给一位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段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通邮服务。我无法与思成联系上，也不可能确认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邮寄给他。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珍贵的书稿仔细包好，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寄给那位刘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给她，强调这些书稿的重要性，思成急着拿到它们。我焦急地等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完整无损”到她手上。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同时她也写了信告诉他此事，她还解释。所以会迟迟才回信给我，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忙”。什么学院？我心里想着，她是学生还是教师？后来她便音讯杳然。

二十一年后，一九七八年，我的一位欧洲友人访问清华大学建筑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与梁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吗？那为什么费正清夫人不依梁教授的要求，退还给他那些图稿和照片？”

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的来信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底片毁于战火后，惟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同片，他会怎么看待我呢！

从一个旧档案盒里，我找出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寄给刘小姐那封信的复本，而后又找到她同年四月二十日的迟到回函，我把两封信的复本寄到清华，并写了一封短简解释。但是，尽管找可以为我的名誉辩护，心里却很不安。

这位刘小姐究竟是谁？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踪的包裹，起码我可以追踪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中年妇女，但伊人何处寻？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打听到那位刘小姐的身分。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丢了的话，那么只能怪他自己看错了人。不管怎样，都已过去了二十一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邮包真是寄丢了的话，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时之间，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映现在我的脑际，它虽然失踪，被遗忘，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失落了的珍宝，在我们的梦里萦回。我必须再努力一次。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小姐，我只好转向伦敦。我给好友，一位退休的大使兰博特爵士写了一封信，将情况源源本本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一下子，奇迹出现了。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英国建筑史学会的提姆·洛克，他记得大约两年前，学会里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索，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院的注册组员。他打了电话给她，碰巧她也想起了有这么一位学生，二十年前的一位高年级生，刘怀贞。她回电话说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目前大概在新加坡开业。提姆·洛克马上打电话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查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简短地向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通电话，十五分钟，加上一位注册组员的记忆。”

兰博特爵士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当然我马上给她写了信，附上一九五七年的通信复本，以唤回她的记忆。我告诉她梁思成根本没有收到那个包裹，还告诉她梁的一两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故意不还给他。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一直困扰着我的一连串疑问：

“假如你已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可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在，那包裹在哪儿？弄丢了？毁损了？还是放在一个书架上，积满灰尘？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的回函姗姗来迟，对我的疑问只字未提。“二十年实在太长了，过去的事很难回想起来。收到你的信后，我四处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写过几封信给梁教授，但都没有得到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着。”

好一个“一直放着”，放了二十年！没有知会我或思成，而我们俩竟放心托付给她？它怎么会绕了半个世界，这么多年了，却又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拖延着，不肯把它寄给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写的，她不认为她有责任（二十年后，她竟说她没有责任！）“把这件包裹交还给梁家”。

尽管我越想越气，但我还是尽量保持风度，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一九八○年五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寄包裹给思成家人这件事将从春天延到秋天。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寄去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推卸一九五七年的责任，现在，你没有理由再扣着那个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出，寄给梁夫人（林洙），又告诉她，我要把这封信的复本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而几个月前，她已经有了他们在北京的地址。她写信向他们诉苦叫屈，但他们都支持我。终于，差不多两个月后，思成宝贵的遗物从新加坡以快捷邮件寄出，在一九八○年七月十七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二十三年。

那年的十月，我专程到中国，与林洙一起编写清单目录，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三十几年的岁月已经变旧泛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仍像初绘时那般清晰，这些图稿连同那些莱卡照片也依然完整无损。这一点，我们多少得感谢刘女士。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找到了，这部散佚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后，思成的大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应吴良镛教授的要求，我重新编辑这本书，为它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博得中外人士的欢迎以及赞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也因本书在一九八四年获得美国出版家专业暨学术书籍出版金奖。

中英对照《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九九二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推出几个月就销售一空。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保留了一些，当作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12日/王雪森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