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津涛　徐　方

这是自“9·11”之后人类反恐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人质危机，截止到9月8日，已有366名人质死亡，700多人受伤，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

俄独立军事专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尔9月7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在此次解救人质事件中，我们的安全部队再次出现了组织混乱的局面。”

而在早些时候，俄罗斯电视台已经在报道中把责任归咎于“将领、军方和公务员”，指责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直到总统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别斯兰人质事件余波未尽，9月7日，两名意大利妇女和两名伊拉克人在意驻伊人道救援机构“巴格达之桥”办事处又遭到武装人员绑架。

而国际恐怖组织则一直把他们劫持的人质，作为应对美国攻击的交换条件。在伊拉克，人质劫持事件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状态。

频繁发生的人质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别斯兰人质事件使人们重新审视当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种极端局面。

当炸药高悬，劫匪把匕首横在人质的脖子上，尽管周边特警围似铁桶，准星亦瞄准每一个劫匪脑壳，但何时应该并能够扣动板机，这是一个谁都无法精确判断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最近也披露许多人质事件，虽然，中国的人质事件和俄罗斯的人质事件形成机制不同，但中国仍可以从俄罗斯人那里总结经验和教训。

陈暴安良与“以人为本”的争论

“尽管劫持事件有其特殊性，但为制止这种犯罪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仍然是下下策。”一位法学博士说，“我们不能因为打击犯罪而忽视人质的生命安全。”

如果按照上述要求，中国目前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并不“成熟”。在7月2日的“银川事件”和7月7日的“长春事件”中，人质最终死亡。俄罗斯人也面对同样的尴尬。

除却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偶发的人质劫持事件中，西方国家警察与劫匪谈判的成功率为80％。

据银川媒体分析，银川人质事件发生后，警方在仅20分钟对峙后便开枪，是失败的直接原因。狙击手的子弹首先穿过了人质的大脑，打在墙上后又反弹到劫匪的身上。

而在“长春事件”中，有专家分析首先是现场领导过多——包括该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省公安厅领导、刑侦总队队长等，这给劫持者过大的心理压力。

一直在场的人质家属则认为，警方在解救过程中没有体现“以人为本”——歹徒曾经要求让人质开车离开现场，但警方拒绝了，理由是“不能纵容罪犯”，而这个理由似乎和普京的理由类似。

那么，出现类似的营救失败，人质的死亡该由谁负责?

“从刑法的因果关系角度看，如果没有歹徒劫持人质，就不会有人质事件发生，警方不会介入，更不会导致人质死亡的后果。”北京大学教授郭自立说，“所以，歹徒应当对人质死亡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是警方。”

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李洪雷博士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家属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认为警察在解救过程中有违法行为，请求国家赔偿；另一种则是承认警察的行为是合法的，但要求国家给予补偿。

“要证明警方违法是比较困难的。”李洪雷说，“违法是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或者在行使裁量权时严重不合理。但在解救人质这种瞬息万变情况下，很难判断警方究竟怎么做才算正确。”

李洪雷说，尽管目前的法律对于补偿还没有统一规定，但像这种解救人质失败的情形，由于有了国家公权力——这里是公安局——的介入，国家应该提供补偿，“这也是尊重人权的表现之一”。

面对各种各样的争论，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是面对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犯罪活动，首先考虑的，还是不惜代价地坚决予以打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反恐毕竟是一场战争，牺牲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哪怕明知有可能造成人质死亡，也决不能因此放弃使用武力，否则，只能纵容更猖狂的恐怖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普京采取的行动是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俄罗斯用武力解决人质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一位专家说。

“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为应对这种特殊的犯罪，减少伤亡，中国警方目前正在培养一批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员。当然，他们不是狙击手。

据北京警方一位官员透露，在位于昌平区的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正低调举办“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

此次研修班对北京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推选的50多名骨干进行心理测试等训前遴选，从中挑选出17名精英进行培养。吉林省的类似研修班也在进行中。

国外经验表明，谈判专家能在危机事件中收到奇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美国一位出色的人质谈判专家，曾处理了200多起突发事件，从未有人丧生。

“谈判专家不仅要通过交流赢得时间，平息现场紧张状态，还要帮助犯罪嫌疑人理性地认识形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梅建明教授说。

“歹徒劫持人质往往只是手段，其目的不一定是杀人。但是嫌犯处于激动情绪中，很可能采取过激做法。这时就需要谈判专家的点化。”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描述中，一位优秀的谈判专家应该具备这样的特点：年龄偏大——给人以信赖感；语速较慢，但一言九鼎，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以牵制谈判对象。

真诚的沟通包括很多技巧，包括眼神、身体语言、问话怎么开始等。王大伟提供了一个细节：问“人质是否受伤了”的效果不如问“你们那里有人受伤吗”，因为后者会让劫匪感觉到些许温暖。

在“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的培训中，谈判提纲的制定、谈话技巧和心理素质及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是讲授重点。

其中一道“经典”题目是：“有人在超市里劫持一名女子，并且已经点燃腰上的炸药包，而导火索只有10厘米长时，你作为谈判手应该怎么做?”

有学员在受训后认为：劫持者既然已经将匕首横在人质的脖子上，为保证人质安全，不能立即击毙。最好是扑上去先制服劫持者，再拔掉导火索。

导火索是1秒钟燃烧1厘米，从点燃到爆炸还有10秒钟的时间，谈判专家这时应先对劫持者大喊一声；“你的家人也在这里!”看劫持者是否会因此拔掉导火索。如果3秒钟内劫匪没有悔意，警方应该迅速行动。

王大伟称，他14年前留学英国时，他的老师——英国埃克赛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所长比尔，以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作为对付劫匪的法宝：“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匪徒叫嚣的时候，我们不能和他硬碰硬，可以满足他的条件，因为要考虑人质的安全。这个时候，要摸清他的底牌，并组织攻势，谈判专家、狙击手都要到位。”王大伟说。

“接下来，可以不停地发动心理攻势，以削弱歹徒的意志，造成其心理恐慌。而当其精神松弛的时候，可以采用强攻，达到制服劫匪、解救人质的目的。”

这确实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谈判，但它并不是两人之间的对话。一个专业的谈判小组内部有着明确分工，包括谈判员、策略员、情报收集员等。他们各司其职，紧密配合。

谈判并不意味着解决一切问题。但中国警方的新努力必然将在今后的类似事件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