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

每次看崔明霞(Trinh T. Minh-ha）的电影，都不得不思考。从她的电影中，我虽然也得到了感官的愉悦，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思考的愉悦。她的每一部电影都很有深度，极富创意，从颜色到音乐，从剪辑到主题，从叙述到设计，都有她非常独特的声音和语言。我想，她大概属于那种流动性的“边缘人”，游离于各种专业之间，既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又是电影导演；既是剧本撰稿人，又是摄影师兼剪辑师；既是音乐家，又是诗人。也许正因为这种多边人和漫游者的角色，使她从未失去艺术的原创力，从未被任何一种专业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她的电影属于典型的“女性书写”，永远在挑战着现有的规范和任何意义上的界限。

第一次听到崔明霞的名字大概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刚刚入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哥大鼎鼎有名的萨义德和斯皮瓦克教授都专注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我们这些研究生受其影响，也纷纷阅读这一类的书籍。崔明霞出版于一九八九年的《女人，本土与他者》(Women, Native, Other）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既属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又属于女性主义理论，不过读起来不太像学院派的学术著作，反而更像散文和杂感，虽然时时有理论词汇出现，可是并未给予严格的定义。记得当时我还直纳闷，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理论著作。后来才知道，她的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波折，老是嫁不出去。其实，崔明霞一九八三年就已将此书完稿，可是前后被三十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据她回忆，这些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社和小出版社像踢皮球一样地把她的书推来推去，拒绝的理由主要是此书不符合“市场的范畴”和“专科的规范”，超越了学科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