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

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人们曾普遍陷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国知识界，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

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衷，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