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

一九四九年之后，民俗学一直是一门很苦命的学科，最初是因为它有政治问题，出身不好，被划成资产阶级的成分，因此，无法在社会主义的学术阵营中立足，只好打着民间文学（最初叫“人民口头创作”）的旗号韬光养晦。后来，不搞阶级斗争了，民俗学却又因为无法在早已被文史哲“列强”瓜分完毕的学科地图中找到自己的地盘，而差点没能挤进学术殿堂的大门，最后只好寄托社会学这门外来学科的篱下暂且安身。幸亏有钟敬文先生细心呵护，惨淡经营，才在北京师范大学绿树掩映的小红楼中为它留下了一息香火。在中国，再也找不出一门学科的命运与一个人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生死相依，再也找不到一门学科的生命像民俗学这样端赖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而得以延续，如果不是钟敬文先生长寿，活到九十九，中国民俗学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也许，只有再过许多年，当这个世界在现代化的风潮中变得满目沧桑，当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变得面目全非，当后来人只有透过民俗学家艰涩的著作、博物馆幽暗的橱窗和老人们破碎的记忆，怀想我们民族旧日的生活和德性，人们才会真正透彻地体会到钟敬文先生的意义，才会意识到，钟敬文先生所悉心守护的岂止是一息民俗学事业的香火，更是想借此为我们的民族传统保存一缕渺渺香魂。

如今，这门学科渐渐显示出时来运转的光景，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博士点在好几所大学建立了，民俗学家也经常在大众传媒上抛头露面了，书店中关于民俗和民俗学的书也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各种迹象都表明，钟敬文先生传下来的香火正在一天比一天地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