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可

读二○○三年第十期《读书》《寻求为生活的文学》座谈记录，感慨良多。参与座谈的诸学者多为中文系文学专业出身，虽然都是学院派，然而身居其中又能对文学教育进行反思，在文学教育的意义、文学怎样教、大学中文系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的衔接等问题上都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但笔者这里也想提出一个需要避免的误区：不能用“文学教育”的思维去要求“语文教育”（尤其是中学的语文课程）。这自然牵涉到对于“语文”的界定，我不打算就各种“语文”观念表示自己的看法，或是提出一个普遍的“语文”概念，更希望能将“语文”问题历史化。诚如李陀所言，“‘国文课变成‘语文课，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发展”，毕竟任何一种教学体系都是一种共时性的认知结果，如果我们用“语文”来指代中学的一门课程名称，显然，二十世纪初“文学”独立设科时的“语文”、“五四”时期中小学改国文为国语时的“语文”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语文”并不是同一个“语文”。

在现代“语文”学科百年的历程中，除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短暂的分科教学试验，文学教育从未在中学里取得过独立的地位，它一直包含在语文教育中。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萌芽阶段，语文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基础。一八九六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了“学问宜分科”的建议，“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赫然与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并列统称十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