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时候，终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查特吉教授带我去一家中餐馆，这才注意到印度社会的华人华侨，注意到印度也有唐人街。饭店里很少见到华人后裔，据说是因为华人家族比较有钱，不再靠跑堂营生，许多移民后代又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是东南亚国家。他们也可以纳入项飚文章中提及的“再次移民者”的行列。其实，除了经济的原因外，两国于一九六二年发生的边界战争也是一个历史因素：在战争之后，印度华侨遭受逮捕、迫害和排斥，许多人或他们的后代渐生去意，寻找更能容纳他们的地方。

二次大战后，民族国家体制最终确立，中国认同自然地与这个政治实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而言，华人、华侨的称谓也包含了一种复杂的内外之别，我们很少从一个跨国的视野理解“中国”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文化中国”的概念逐渐活跃，杜维明教授将这个概念区分为三个范畴，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那些在族群上并非华人但却参与了形塑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文化中国”的概念是对早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扩展和超越，它试图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框架中、在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中重新界定“中国”的意义。其实，华人华侨群体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原来认为至关重要的‘华侨、‘华人的分界日益模糊，联用的‘华侨华人已经在媒体报道、学术研究和政策语言中成为固定用语”（项飚），在民族国家的传统模式发生重要转变的时候，海内海外、境内境外的严格区分正在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