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文

《云溪友议》卷下《羡门远》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

说的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炼丹术之盛行。唐代，宗教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佛教、道教都在官方、民间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人们的生活也受其影响。唐高祖武德八年曾下诏宣布道教第一，儒第二，佛教第三。唐代诸帝多信道教服饵长生之说，几乎每个皇帝都与丹家有关，服丹中毒致死者在历朝中为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臣下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亦皆服食中毒致死。即便如此，唐代皇帝对服务于宫廷的金丹术士仍优礼有加，术士或官至公卿，金丹服饵一时成为全国性风气。又有达官贵族群起效仿，他们交结道教方术之士，访求金丹大药，服饵烧炼以为时尚。《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载他“性好服饵”，罢官后，“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此外，更有官员“乞骸归田”并“以故庐共制神室”而临炉炼丹。这说明唐代贵族高官在家中炼丹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文人学士也大多浸染于这种时代风尚，白居易《思旧》诗中便列举了受丹药毒害“或疾或暴夭”的一些文人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