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

杨昶兄嘱我为《读甲》一书写个序言，我想都没想就应允了下来。在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如此爽快地应允为人作序和作文，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之所以承诺此事，实是因为我与杨昶兄之间近一年的交往，“迫”使我对诸多原本并未引起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或反思。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因身体不适而与医学相关的人，我将这些思考或反思发表出来，一方面要表达我个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以信为凭的关照；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杨昶兄表示深深的谢意。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同。西方是一种进取向前的态度，印度与之相反，所持的是一种避世退后的态度，而中国则是调和二者。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我想更具体或更进一步地指出，东西医学的差异，或更准确地说，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除了整体性思维方式与局部性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根本上乃是对人的态度的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医学对人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在根据不尽相同的指标将病人进行“类”化以后的对待；实际上，这是一种知识方式的对待，因为惟有透过知识这一普遍化的建构，类分病人所依凭的各种不同的指标才能够确立起来，进而各种不同“类”的病人也才能够分立开来。更深一步言，这种将人按“类”进行界分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