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

初次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学书店买到刚刚出版的《东方的摇篮》。当时正要到牛津哈特福德学院进修，遂藏行箧相携。这样，一个空闲而又灰暗的星期六下午，无意中拿起此书翻阅，竟深受吸引不能释手，一口气读完。当然，这主要是受其雄辩而充满自信的行文，广博的论证与周密的推理所打动，至于其所涉及诸问题的复杂背景，以及其在学术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则自非外行如我者所能够深悉。翌年回港，无意中又读到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那是实证性社会史研究，问题较简单，方法、结论简洁明晰，即使是外行也感到清楚了然。从这两本分属完全不同领域的著作，以及他八十年代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两次公开演讲，开始感受到先生的气魄和雄才。

从批判到自述

但和先生有直接交涉，则是九十年代我和朋友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之后不久的事。一天，编辑部忽然收到何先生亲自寄来，以检讨杜维明治学方法为主题的文章。这本刚满周岁的刊物竟然得到这样一位前辈投稿，刊中同仁自不免受宠若惊，然而，应当如何处理这样一篇旨在“讨伐”另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却也颇费踌躇。斟酌再三之后，我们决定先请杜教授对他的严厉批评做出回应，然后同期刊登双方文章。经过这第一回合交锋，刘述先教授觉得是非未明，要代杜方发起反攻，我们亦按同样原则同期发表何先生的回应。这时已经有点硝烟弹雨的味道，编委会乃须订定行文“游戏规则”，幸亏双方合作，论辩始终未曾越出学术研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