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哈贝马斯与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事实上是德里达的追随者)之间，关于现代社会的危机性质及知识学根基之正当性，发生了一场持久的争论。这是二十世纪晚期现代主义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批判两大阵营的一次正面交锋。认真地讲，这不是认知层次的争论，而是两种价值立场的对峙，所以不能指望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由于对现代性之正当与否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价值预设，双方所谈论的“现代性”并不是一样的东西。哈贝马斯看到的是启蒙者理想中的尚未在历史领域实现、仍然有望到来的现代，一个可能的现代，而我们的任务是要为它重新铺好道路。在坚持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以至于中途出来调和的罗蒂说他对康德太认真。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的则是已经在历史实在中不光彩地完成、寿终正寝了的现代，他们的工作只是决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这个消息。在此，我无意对争执双方的正误得失做出评论，只想从中引出一个问题：现代精神在它的历史性实现中是不是有效地回答了启蒙时代的基本设问？

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简言之，就是世俗化。现代世俗文化生成于神圣文化内部，当后者仍居于主导时，它作为一种边缘文化是自在的、相对自足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后者的补充。而在神圣文化式微之际，世俗文化渐渐由自在走向自为，其深层的问题意识则为前者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