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新华通讯社）：《城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得到社会各界很大的关注，身为作者，此时的心境，与当初写作时相似，仍是诚惶诚恐。所谓惶恐，一是我深知要准确记录北京城的改造史，《城记》仅为一开始，虽然我努力收集史料，但仍有大量档案尚待公开；二是但凡记史，总是寄望“鉴往而知来”，在这方面，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于当下北京城市所存在的问题，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各方人士，在身陷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等困扰之后，目前已取得的共识是，必须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整，立足于北京所在的区域，实现新旧城市的分开发展，从战略层面而不仅仅是依靠技术，求得通盘的解决。这无疑是一次转折。虽然这个想法，正是一九五○年的“梁陈方案”所坚持的，虽然梁思成、陈占祥为这个坚持付出了沉痛代价，虽然有太多理由去“论证”这两位学者的代价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但毕竟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使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思成对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还使我想起梁思成逝世前在病榻上讲的那句话：“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