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利红

酝酿多年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方案目前已经进入了完全实施阶段。根据此方案，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财务问题，银监会主要负责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证监会则负责上市问题，而国务院也专门成立了两个相关部门，即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领导小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明确提出了四大国有银行将实行股份制改造来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即国有银行可以产权多元化，可以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来建立国有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最近银监会高层也指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如何上市则成了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及股份制改造最为重要的一环。

上市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哪里？现在解决的进展如何？上使动议之初指向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造”，“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市场化资金补充机制”等目标将如何实现？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上市并非四大行的最佳选择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都是一种经济组织融资选择的方式，而任何一个经济组织得以生存下来，都是多种方式融资选择的结果，都是看它能否适应其生存环境，能否在其约束条件下选择自己最优或次优的方式，并非只有唯一的路可走。从欧美现代银行企业的融资方式来看，股权融资并非是唯一的，它可以是股权融资，也可以是债权融资，也可以是自筹资金。而在不同的融资方式中，股权融资方式往往是成本最高的，在不少情况下，股权融资并非是它们的最优选择。

从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推不出彻底的金融改革方案，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专访时明确指出“金融体制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存在很大的金融隐患。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必须加快对银行体制的改革。”温总理将金融隐患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制度，特别是银行体制，这种分析清晰而正确。在转型经济中，计划体制的弊端和运行惯性是过渡时期各种矛盾的基本来源。在中国，尽管我们已经有24年的改革实践，但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始终维持在10:2的水平上，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代表，他们集中了全社会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这些金融资源的分配权绝大部分掌控在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系统中，可以说，工、农、中、建本身就是四个放大了资产倍数的国有企业，这四大银行存在的问题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国企病”，即资产所有者缺位，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这也是传统计划体制下国企弊端的集中体现。从这一点来说，只有实施彻底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将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当成体制改革的重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隐患问题。

上市作为国有银行实现市场化的重要途径，将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点。但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就能脱困”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上市不是目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健全运营机制才是四大行改革的最重要目标。通过股份化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方向之一，但不是“第一”，更不是“唯一”。如果四大国有银行仅以获得无成本的资本金作为上市的目的,这不仅不能使其脱胎换骨成为现代金融企业,而且还可能将中国的股市带入歧途.

二、四大行海外上市障碍多多

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核心资本的充足率应至少达到4%，中国的金融企业普遍不能达标。另外，呆坏账仍然是困扰国有商业银行的重要问题。11月26日，标准普尔在北京公布了其对中国内地金融业的最新评级结果。在分析报告中，标准普尔对内地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比率估值为45%，标普的这一数字显然远远高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

事实上，搞清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包袱到底有多大非常关键，这影响到下一步不良资产清理与银行改革。对于不良资产的清理首先应有一个科学的衡量与评级标准。以前我们用“一逾两呆”的分类方法，现在开始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贷款分类法，准确率提高了很多，也符合国际惯例，但含有很大的主观判断色彩，现在商业银行业绩考核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不良贷款比例，这就有可能导致因考核压力过大而形成主观判断上低估不良资产的倾向。而且，不良贷款只是不良资产中的一部分。98年的不良资产剥离是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级条件上实施，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状况。

虽然标准普尔45%准确与否尚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国有银行多年累积的几万亿不良资产的确非常复杂与庞大，而且作为一家国际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分析已成为全球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参照。虽然中国人保(PICC)11月6日在香港成功上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香港上市也有光明的前景。因为，国际机构投资者选择范围大，可以购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要吸引海外投资者，上市公司必须有较强而且稳健的财务表现。虽然四家国有银行作为整体在市场上仍占有绝对优势，但他们残存的政策性功能和低效的成本结构仍然制约其经营的灵活性和财务状况。相反，四大国有银行在内地上市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在国内，四大行的品牌知名度高，居民有超过10万亿的存款存在银行里，同时国内投资渠道狭窄，很多投资者都希望能购买银行的股票。

三、财政注资难解困

随着国有银行上市步伐的加快，资本金的严重不足，巨大的不良资产，赢利水平低导致财务状况无法公开披露，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严重违规经营和账外经营，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能力差，以及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等，特别是不良贷款问题成为四大国有银行难以越过的"坎"。

为了上市，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有银行本身，在降低不良资产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如制定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的完全程序化、规定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指标等，至少从账面上看所取得的成绩斐然，仅今年上半年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就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建立在完全改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改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而是采取加大贷款总量，扩大分母，带有稀释的因素，甚至于通过票据贴现空转对倒做大分母，从而来降低不良贷款率等非市场的手段达成的。如果这样，国内经济一旦出现增长放缓，新的巨大的不良贷款又会暴露出来。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四大行资本金总额约为7000亿，加权风险资产约为15万亿，平均资本充足率大约为5%左右，要达到8%的巴塞尔协议要求，资本金缺口约5000亿，而目前四大行资产每年都以1万亿左右的速度增长，以后每年需新补充的资本金也有800亿之多。

四大行的巨额不良贷款确实存在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政府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1998年，财政部就曾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相四大行注资2700亿充实资本金，若要再次注资，可能还是要通过发行国债，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市场资金偏紧，且普遍存在利率上升预期，国债销售很不理想，要再次发行特别国债有一定困难。况且，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赤字，很难指望向银行大量注资。10月27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批露“中国国有银行救助计划”。中国政府将下决心改革金融体系，增加对银行的注资，为中国金融体系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全球化做准备。靠财政注资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要想彻底走出资本金阴影，四大行与监管机构还得多管齐下。

知易行难，国有银行作为一个一直在政府保护下得以生存下来的特殊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政府自然会在政策上、制度上大开绿灯，但是，由于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的考验，要达到上市的条件现在肯定面临着许多困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