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竞

一切善念终将相遇。２００２年之后的今天，我又一次遇到了《中国：１９８２》。对于再次相遇，我的内心既心酸又欣喜。

两年前的冬天，我接到了一份邀稿函，还有目录上那一大串已经写好的文章题目和很多熟悉的朋友们的名字。“回忆在１９８２年较为难忘的一件事，这些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或成功人士对过去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并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２０年前的中国，跟今天相比有着历史的底色，粮票、油票、布票等票证制度影响了当时人的生活，农村生活、城市形态、大众文化等等跟今天也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一个值得追忆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代，那是一个自信的年代。”读着这样的邀稿函，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１９８２年。然而，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令人欲说还休的岁月……几次动笔写这篇文章，又几次放下。我相信，此书中的百余名作者的心情一定是和我一样的。

２００４年的春天，我遇到了余世存，他听说我正在策划、主编一套“枭鸣丛书”，希望我能把《中国：１９８２》加进去。就这样，我接过了余世存手中这部让人沉重的书稿，一部记录了２０年前近百名年轻人跳动着的青春和期盼的一页又一页鲜活的历史。

这样的相遇，让我欣喜。

其实，知道余世存的名字，也是近年的事。他的《我们的知识状况》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的文笔和情思，还有他的立场，都显示出一种坚定的精神立场和成熟的精神气质。我感到他有超出一般的深刻，包括他决绝的、弥散着强烈悲剧性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