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彦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沉湎于钻研“语言与民俗”问题，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有关“民俗语言学”著述，迄今约有二十年矣。期间，我发表的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相关著述，一是1984年发表的被评论称之为“开创本学科的第一篇论文”的《民俗语言学发凡》；二是从1984年动笔开篇，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民俗语言学》；三是1991年发表的意在重新清理民俗语言学理论思路的学术论文——《民俗语言学新论》(载《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后收入邵敬敏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现在，十几年前那部《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如今也将出版。从“发凡”到“新论”，从《民俗语言学》到《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堪视为我在这个学术领域求索、拓荒与耕耘的标志性履痕。

值此《民俗语言学》的增订版行将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刊行之际，业已年逾“知天命之年”而又不甚理会“老之将至”依然故我的我，虽说未必很动情感而“感慨万千”，然总是有些话想交代一下。

一

大约十年前，我在《民俗语言学新论》的引言里谈到：“虽然她(民俗语言学)直接脱胎于民俗学与语言学的有机结合，但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触及的却不仅仅限于这两个学科。而且，她的出现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现代科学背景和源头的。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视点认识、利用她，但难以据此来完整、准确地阐释其学说的总体思想。近年里，一些学术文章或专科词典关于民俗语言学的说明，未免大都印有相关科学领域视点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