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学

康德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很能理解。对于在莱茵河彼岸如火如荼地开展的伟大革命，他只能在与友人会聚中慷慨陈辞，论证从专制到共和的合理性；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是绝对不谈这个课题的。他进入了远离政治的宗教哲学领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这也同样给他惹来了麻烦。

这件事发生在“三大批判”完成以后。1791年，在柏林就有人传说，书报检查机关向普鲁土国王威廉二世暗进谗言，建议禁止康德发表著作。不过，这毕竟是谣言，因为当年康德还在《柏林月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在1792年康德要发表文章，却受到了当局的阻碍。他先后给《柏林月刊》寄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刚通过审查，第二篇就遇到了这个国王新发布的加强书报检查的命令。命令中说，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伟大国家发生的悲剧，在那里，过度的思想自由导致了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后一篇没有通过审查，连前一篇也被禁止发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便将这两篇文章索回，与他新写的两篇合到一起，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崇尚思想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终于在那里获得了印刷许可证。

《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柯尼斯堡1793年)的发表，获得了革新派的欢呼，同时也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国王已经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韦尔纳，表示再也不能让康德贻害人民的著作存在了。书报检查机关仍在大力贯彻取缔言论自由的措施，不仅查封刊物，而且限定了教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