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存　范占英

在１９７０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许多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家深陷政治漩涡，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郑维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基于敬仰和崇拜毛泽东而作的会议发言，竟然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他本人也因此被毛泽东批评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若干年后，郑维山回忆起这次会议，仍颇为感慨地说：“在政治斗争上，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有时还是很幼稚的……”

初上庐山

接到九届二中全会会议通知时，郑维山正忙着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部队检查工作。那时北部边疆的局势很紧张，战备工作任务很重，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比较混乱，中央决定实行军管，作为军管的负责人，郑维山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接到通知，他想，如果这次庐山开会能够使大的形势安定下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也就容易理顺了。

郑维山和其他代表一样，提前就得知了会议主题——修改１９５４年宪法，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计划。这些内容的确重大，但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认为，只要把握好毛主席定的“新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的原则，顺利开好这次庐山会议不成问题——而只要会议正常开展，对郑维山来讲就算是放松和休息了。

８月２０日，郑维山和华北地区的代表乘坐一架大飞机，先飞到安徽省的安庆市，然后换乘小飞机，飞越过长江。傍晚时分，降落在江西省九江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