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与现代书院
2004-04-29侯敏
华夏文化 2004年2期
侯 敏
中国书院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代孔墨的讲塾,就是一种区别于“官学”的“私学”。但真正把讲塾推进到书院,还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两汉后以至隋唐,官学以外,名师大儒都聚徒讲学,传授结业。宋代学者在寺院教育的启发下,将唐代藏书、校书乃至研究学术的书院改造成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书院在宋代最为繁盛,此时的书院多为理学家讲学场所,故不尊重知识讲授,更讲求“合礼”、“合理”生活习惯的培养。对后世书院教育影响甚大的朱熹所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不只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更强调“穷理”之外的“笃行之事”:修身、处事、接物。求学最终必须落实为做人,博学穷理自然归结为据敬笃行。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有如下诠释:“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20世纪初,取法西方兴办学校是大势所趋,新式的学堂已取代了书院教育,以书院教育为代表的私学传统日趋没落,但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道风并未绝迹,它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复兴。现代新儒家是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走出的一群坚定守护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道德理性的文人学者。他们尝试儒学的现代转换,走“返本开新”之路。他们有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张君劢的新玄学,以及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的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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