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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治村新时代

2004-04-07

东西南北 2004年3期
关键词:渝北区村官富人

古人学而优则仕,今天,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开始热衷于“富而优则仕”。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对村民、对富人自己,这股富人进入“仕途”的潮流将带来些什么﹖

一名先进干部的落选

落选后的石昌容一个人在重庆渝北区两路镇转悠了3天。对于过去的辉煌,她不愿再提,如今她只想在城里找个门面做点小生意,从此远离那个“背叛”她的村庄。

提起石昌容,渝北区的干部几乎无人不知。在任回兴镇长河村村委会主任的8年时间里,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热情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多次被评为区里的优秀干部。石昌容甚至为工作牺牲了女儿的前途和自己的家庭。即使这样,41岁的石昌容在2003年10月份的村支书民主选举中还是落选了。村支部书记的最后胜出者刘建华是重庆一家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

对于这次失败,石昌容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竞选演讲太粗糙,只上台说了几句话就下来了,而刘建华讲得头头是道,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经济发展再到医疗室、图书馆等社会事业的建设,为全村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记者希望石昌容在她和刘建华之间认真作一番比较,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刘建华比她更适合出任这个职位。“他毕竟在企业做过管理人员,见多识广,办事效率高,懂经营,懂管理,长河村未来的发展的确更需要这样的干部。”

在长河村村委会主任一职的竞选中,颜大林以1000多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另外4名竞争者。颜大林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现在他每天到村里上班都开着自己新买的捷达轿车。

据渝北区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此次报名参加村干部选举的人员共有2912名,其中原村干部1025名,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168名,非公有制企业主43名,种养大户472名,外出务工经商人员334名。在这些报名者当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富人”有690人。

从当选情况看:原村干部当选的竞选成功率为38%;机关干部当选的竞选成功率为11.3%;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富人”当选的竞选成功率却为49.1%。以上数据表明,石昌容的落选并非个别现象,“富人”群体通过这次公选,已占据了该区38%以上的村干部职位。

“富人”为何争当“村官”

“村官”可以说是个再小不过的芝麻官了,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几百元,为什么却有众多“富人”对“村官”一职趋之若鹜呢﹖

1999年,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运输专业户付海江因为村民仗义执言,受到原村长的不公正对待,他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组织村民罢免了原村长,自己于2001年1月8日被村民投票选举为村长。付海江认为:我不是在给村里的富人当村长,是给穷人当村长。富人不用管,凭他们自己的本事就行了,对他们只要给予宽松的政策就可以了。但穷人却不行,要扶助,不然,就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是回来报乡恩的牎碧傅降薄按骞佟钡亩机,重庆市渝北区石坪镇中心村村支书赵品田显得有几分激动:“我在外面漂泊17年了,打过工,开过餐厅,但那都是在为别人、为他乡做贡献,而对生我养我的家乡,却没有做过多少事。”赵品田是特三级厨师,回来前在西安一宾馆任职,年薪超过5万元。他说当初远走他乡的原因是家乡太穷,但此次回来了解到,石坪镇已被纳入重庆主城区和两路镇的拓展区。他认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时机到了,遂决定放弃自己的工作,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带领全村3000多村民致富。

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孟家村首富桑洪吉2001年底当选村委会主任则更富有戏剧性——3年前因为“太有钱了”没有竞争过村里的一位“道德权威”。3年后,村民们的选票却让这位德才兼备的“经济能人”胜出。个人资产达5000万元的桑洪吉认为:“老百姓的观念变了,他们发大财的欲望强了,我是村里第一个发了大财的人,所以老百姓把赌注押在我身上了。同时,这几年,老百姓也看出来了,我这个人给村里做了不少贡献,还不错。”

“我是回来实现父亲未完成的心愿的牎被匦苏蚴盘河村村委会主任周祥富说,自己的选择,是父亲的影响和藏在心灵深处的某种情结所致。周祥富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曾做了15年厂长,2000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建筑商,每年的收入高达几十万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祥富的父亲在石盘河村当了10多年的支书,曾带领村民开发了240亩梯田,种西瓜、种果树、种茶树,但10多年的努力都没有改变石盘河村的落后面貌。

在这以前,周祥富也想过回来当村干部带领村民致富,但户口早已农转非的他在村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次实施的公选方式终于让我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一位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富翁”则直言他当村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种“成就感”,因为自己挣的钱已经够多了,他想证明自己在“做官”上也照样行。

“富人”竞选“村官”的动机大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谋求经济利益。此类参选者又分为想为自己“捞一把”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两种。

前一种情况相对要少,究其原因,一方面用他们的话说是“看不上”或“犯不着”;另一方面村庄是个“熟人社会”,村民对大多数参选者的品行比较了解。

相对而言,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潜在动机的多一些,当选了“村官”,就意味着可以通过参与影响村里的决策,使之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二类是谋求政治利益。调查发现,“富人”对民主政治的需求相当强烈,究其原因,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更多地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需要有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另外,一些“富人”还抱有“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思想。

第三类是为民办事的价值取向。在调查中,为改造农村落后面貌和造福家乡人民甘愿做出牺牲的参选者非常多。

这些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从总体上看,参选者当中,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好事的动机要占主体。这说明部分富裕农民的兴趣已从修房子、下馆子转移到参政、为乡亲父老服务上来,这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在农村的一种体现。

“富人”为何大量当选

此次公选的数据表明,“富人”当选“村官”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的报名者,其原因何在﹖

答案首先来自村民的选择。2003年10月17日,双龙湖街道鹿山村小学校园里,该村村干部竞选演讲和现场答辩会正在紧张进行。在答辩时,村民代表提得最多的问题是“怎样解决水库污染,改善旅游环境”、“怎样协调发展旅游业与工业”、“用什么方式尽快实现社社通公路”等与他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尝到致富甜头的农民更希望选择致富能力强的经济能人,而不是仅有道德威望的人来带领村民。

在竞选演讲之后,鹿山村村民对村委会主任一职的候选人发生了较大争议。他们认为得信任票最多的杨彪虽然致富能力强,但他毕竟长期在外搞汽车运输,不适应鹿山村的发展需要。于是,一些村民提名让没有报名参加竞选的王明友成为候选人,其理由是:王明友是村里的首富,每年的收入在30万元以上,且从事旅游业,更有带动能力。王明友最后以1800多票的绝对优势胜出。

在竞选手段上,“富人”参选者也更胜一筹,他们做出的种种承诺吸引了大量选票。玉峰镇关兴村是市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当选该村村委会主任一职的范兵是一个蔬菜老板,拥有1000多万元个人资产。在竞选演讲时,他向村民承诺,今后他将高出当地市场价收购村里的所有蔬菜,并免费为村民提供种苗。某建筑公司经理申光伟在竞选玉峰镇玉峰村村委会主任时向村民承诺,自己一旦被选上,将用自己的推土机为尚未通公路的两个社推出两条路,并私人出钱把碎石、片石铺好,这笔费用估计在30万元以上。雪丰农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郭光明在竞选高笋村村委会主任一职时承诺,自己当选后,务工报酬和年终考核奖励一分不要,全部用来为村里的贫困户发放补助。他还承诺,为全村无偿提供糯玉米种苗。周祥富在竞选演讲中,不仅提出自己垫资修建村、社公路,还提出了大力推进城镇化这样极富诱惑力的“施政纲领”。

据了解,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干部中,私有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村干部占了一半以上。

当地政府的态度似乎也更倾向于选择“富人”当“村官”。渝北区各镇街的文件中明文规定,要尽量选择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人才担任村干部。

“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

在渝北区的这次村干部公选中,为什么会涌现这么多“富人村官”﹖这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重庆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干部徐松强认为,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农村,生产方式普遍表现为专业化程度低、规模小而散,让农民致富的最好方式应该是采用能人去带动他们致富,而能起到带动作用的最佳人选应该是村干部。

什么样的村干部的带动能力更强﹖徐松强认为,应该是致富能力强的“富人”,理由有二:一是“富人”有致富经验、更懂得如何致富,否则自己就成不了“富人”;二是“富人”的致富经历易使他们在村里形成某种榜样和示范效应,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农民更容易接受他的带动。在农村,这个群体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实践也证明,“富人”带动农民致富的效果非常明显。綦江县古南镇新兴村在2001年推选常年在外承包工程的代兆友出任村支书,3年下来,村里成了该县最有名的旅游区和蔬菜种植基地,人均收入翻了一番;渝北区回兴村在2001年推选建筑老板杨秀福当村支书后,至今该村已引进了10多家企业,成为该区有名的“工业村”;璧山县丁家镇丁家村在10年前还是以种粮为主的普通村,在做花卉生意的村干部带动下,如今已经成为市三大花卉基地之一……

我国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富人”当选“村官”的比例已越来越大。据浙江省民政局粗略统计,该省2002年选出的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了30%。其中,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

渝北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攀龙说,长期以来,政府选用“村官”的标准是“老实听话是能力,催粮催款看政绩”。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农村日益复杂,要求致富的愿望日益迫切,这时候,“村官”光凭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已经远远不够。中国农村近年来的发展证明,原有的村干部队伍已经明显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越来越不适应工作的需要。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宋冬林教授这样看待“富人”当选“村官”:这些个体经营者从一点一滴做起到拥有目前的财富,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老百姓是最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家搞富了,才能有带富大家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农民用他们的选择说明了新的道德观正在形成: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满足现状转变到“富而思进”不苟安一时,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

“富人”治村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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