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利益快速分化组合的年代，伴随着新势力或新利益集团的诞生，以及新形态矛盾和冲突的出现，人们亟需在日显捉襟见肘之态的旧机制、旧平台、旧框架之上确立新的利益协调和谈判之道。这注定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可喜的是，当对过去一年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盘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消解过程中，正酝酿着产生协调利益的新机制、新平台、新框架的巨大可能。

浙江温岭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表明，“劳资双方间的‘斗争可以逐步被以‘合作为本质的劳资关系所代替”，而甘肃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妥善解决，除了向人们展示这种矛盾冲突的可能妥协之道外，更表明重要的是要建立各方参与的谈判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或强势部门单方面制定规则。

从协调利益的视角出发，“铁本事件”也不仅仅是宏观调控下的一局棋，而更多的是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行为边界的问题。同样，“郎顾”之争也超越了个人恩怨乃至学术之争本身。民众偏颇但不乏朴素理性的质疑能够在接下来的国企改制纠偏中得到体现，应该是这场大辩论最大的收获。

而围绕北京“新交法”的博弈与妥协，也充分展示了听证这一利益博弈新平台的功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嘉禾事件”的解决和信访制度的改革，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在这个转型的年代，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在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矛盾方面，仍然有着较大的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