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我在香港小住半年，在中大做研究，又在科大兼课，教一班研究生，讲的题目是“都市文化的呈现”，其实只用两个都市作例子：香港和上海，原因之一是当时我正在整理出版刚写完的一本英语学术著作《上海摩登》，副标题是“一个新的都市文化的繁华：一九三〇——一九四五”。书中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双城记的故事：上海和香港”，所以驾轻就熟，在课堂上大谈这两个城市的微妙关系。也许是当时的心情使然，越讲越失去学术分析应有的理性态度，甚至时而借题发挥，自我感伤起来。

对我而言，这两个城市恰成我近年来内心生活的反照：一个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题目，一个是我个人生活的避难港；一个是从大批资料中发现的历史景象，一个却是从现实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感官世界；在我心目中两个城市都是女性的，我对她们作各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追求，结果反而是感觉错乱，不得其所，因此在课堂上也露出马脚来了。

那年在科大选我这门课的有位出类拔萃的研究生，名叫毛尖（是本名，不是笔名），来自上海，对我的各种著作似乎特别留意，一边选我的课，一边译我的这本英文著作，课上完了，译得也差不多，所以很快就在香港出版。我对她的努力不胜感激。

毛尖冷眼旁观之余，发现不少我性格上的“弱点”，在她的一篇散文中，把这段经验写得入木三分。现经她同意援引两三段如下：

欧梵先生热爱声色，喜欢美食，不道貌岸然，不装腔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