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裳

改革开放以来，性描写在中国已不再是禁区，但是，如何描写“性”，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引起不小震动。当时有评论说“这是一部性小说”，张贤亮却亮出自己的道德立场，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可以这么说，像张贤亮笔下的性描写所渗透的人文关怀，大体上能体现八十年代作家笔下的性描写的积极的精神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时代的商业大潮的冲击、后现代的无可逃脱的影响、大众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创作的“表像化”叙事应运而生。王朔说的“每一道菜都夹一筷子”，可以看作“表象化”的叙事的形象表达，欲望化构成其叙事的重要法则。欲望化叙事从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演变的积极意义来看，它是对过去文学忽视个体人的感性存在的反拨，是对人的偶在性的重新发现。但是，九十年代的欲望化叙事从一开始发生就隐藏了道德的危机。陈晓明于1994年写的《晚生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流向》中，在评论何顿、述平的欲望化叙事时说：“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陈晓明的言述固然凸现出一种真实，但不无遗憾的是，他未能对晚生代作家创作中的道德“缺席”提出警示。

道德的“缺席”导致欲望化叙事走向粗鄙化，突出表现在性描写的色情化表达，卫慧的《上海宝贝》是一个典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