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星宇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文学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与以往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作家的社会身份，文学观念与审美选择也不尽如一。在挑战与应战的双向交流中，形成了从一元化的文学向多元化的文学，从体制化的文学向市场化的文学转移的整体趋势。但这种多元化与市场化也并非一个万能的神话，它们在消解体制化文学的过分僵硬和呆板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新的隐忧：作家商人化，作品商品化，出版广告化等倾向使得一方面带来了文学创作的表面繁荣，一方面也促成了一切以市场季风为基准的媚俗与平面化写作。在市场原则面前，不少作家产生了新的精神危机，甚至拜倒在新的经济专制主义面前，结果是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外部环境的宽松开放所提供的自由。“个人化”私小说，“欲望化”性小说及身体写作便是例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这些抒写了一己愁肠的“另类”写作和个人生存的演练，大都被“性化”与“物质化”了，除了“躯体表演”的感官刺激和“金钱奴役”下的迷乱与无奈之外，很难想像是否还能拷问出些许有关个体生存的意义。

这种转型期价值观念的迷乱与光怪陆离的诱惑，使作家失落了传统的理想精神。浮躁、迷惘、唯我中心与无所适从也给文学蒙上了一层缺乏深度与力度的阴影。商品社会的价值观念麻木了人的灵魂也刺激着一部分“作家”的欲望与热情，游戏化的态度取代了严肃的社会文化批判，建立在复制基础上的写作取代了“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