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北京）

新起跑线上的日本政治1945年，日本在遭受两颗原子弹的袭击后，宣布投降，与德国一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不是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欧洲复兴计划”的直接受惠国。朝鲜战争之后，日本走过了一条与欧洲复兴不尽一致的经济振兴道路。在日本之后，这条道路上相继走来了南韩、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由来料加工、出口创汇始，到形成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条经济发展道路被冠以“亚洲模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时期。日本经济一越而超过西德，占居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第二位。日本经济的振兴路径、企业管理方法、政府产业政策等，都成为人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而直至中日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宣传媒介对日本的“定位”，主要是要警惕其“复活军国主义”。待后来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却发现一个经济巨兽就站在门外。其实，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关注日本。今年6月中旬，被赋予“对日本未来政治发展有重要指向意义”的参议院选举前夕，我正在日本访问。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街头巷尾、甚至远离市区的农户聚居区，触目可见竞选花车、演说和选战招贴——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打出了“改革”的旗号。如果说选战中的候选人是嗅觉最灵敏、最能把准选民脉搏的一批人的话，那么，我们由候选人的选战口号，便可以大体上了解日本国民心向往之的是什么。竞选的过程，就是候选人把选举口号明确化、具体化、指标化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进一步扩大、凝聚了共识，并使这种共识成为执政者的政治承诺、施政目标和执政压力，成为检验执政者执政成绩和政治操守的判断标准。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般过程。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热切期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在行动。并且，他们做的已经远比他们说的要多，这也许正是日本人的性格。由此，我们要对日本的改革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日本在新世纪初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其所产生的结果绝不会仅仅关乎日本自己。“毁掉旧日本”的危机意识近十几年来，日本的政治局势总是处于动荡之中。冷战过后，稳坐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的日本似乎失去了方向感。而恰在此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以IT产业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衬托出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缺欠。这种结构性缺欠引发了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进而生发了强烈的改革意愿。生活在四面环海岛国上的日本人，其危机意识似乎与生俱来。深重的危机意识，常常成为日本改革的原始动力。在立教大学，我与在日本年轻一代学者中颇有影响的高原明生教授谈到了这个问题。高原教授说，小泉首相是挟着改革的招牌上台的，其当选的过程和方式都有异于以前的首相。从小泉在国民中得到的支持看，几十年经济发达，较高水平的生活水准，并没有销蚀掉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高原教授说，以日本现有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资源情况和消耗水平，能够把5万多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上了一个新台阶，刚刚达到1万亿美元）保持住，即使是经济零增长，日本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并且日本也做到了这一点。高原援引其研究成果说，虽然日本经济不振，但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并没有缩小。为什么在比欧洲的失业率还低的情况下，国民会产生不安情绪，这便是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所致。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美国经济保持长时间的持续高涨，都对在新一轮发展中显现经济结构缺欠、又处金融危机而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摆脱的日本造成了压力。在民主体制下，经济发展的绩效是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最大因素之一。近十几年，日本动荡的政治与不振的经济相互作用，正在解构着日本旧有的政治运作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6月28日，笔者到日本国会拜访来自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伴野丰先生。日本国会议员办公大厦的电梯间里，排列着每个议员的办公室房号。笔者注意到，担任首相不久的小泉纯一郎办公室房号仍列在表上。在面积狭小的议员办公室里，伴野丰众议员对日本政治局势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伴野丰说，日本政治正处于一个结构性变化的前夕。政党内的派系与派别、政党与政党之间将会有新的排列组合。他说，小泉的改革计划得到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种支持并不是以党派划分的，若从党派来看，小泉的改革计划恰是在自民党党外得到了更加有力的支持。伴野丰认为，小泉之所以能够担任首相，正是因为他得到了比自民党内其他人都要多的来自党外的支持，由此才获得党内的支持，这与以往自民党根据派系大小来定取舍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伴野丰说，国会中的其他政党都期望小泉能够履行其要“毁掉自民党”的诺言，为日本政党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进而彻底改变日本的政治生态。伴野丰的愿望能否实现，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呢？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在民众热切的改革期望中上台的小泉纯一郎要施展他“毁掉旧日本”的政治抱负，既要利用原有的政治规范及其运行规则，又要改造这个弊端丛生的旧政治结构，成功的机率到底有几何，对此，即使是乐观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怕也并不那么令人乐观。但是，不论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都清楚，日本在新世纪的发展，日本在21世纪的世界中所占的位置，都与小泉的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相关联。不管怎样，小泉倒是下了决心的，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的改革计划不可能在他的任内实现。但是，为了日本的未来，他要摆脱党派和派系的羁绊启动改革，尽管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在改革的阵痛期就会因政绩“平平”而下台。小泉告诉人们，改革的效应、尤其是结构性改革的效应是滞后的。这个话语中不乏悲凉的意味。“世界工厂”出了问题普通日本人的改革意愿来自于他们的生活。在日本，大街上的人们永远都是脚步匆匆。日本人工作时间超长，是当之无愧的工作狂。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日本电视台，我巧遇该台唯一一个来自中国（估计已入籍）的雇员蒋诤。她对我说，日本人的生活太单调了，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就像上满弦的钟表一样。电视台报道局政治部长仓泽治雄告诉我，在小泉上台前，蒋诤是该台专门负责采访森喜朗的记者。想来，蒋诤也入乡随俗了吧。工作的节奏依旧，待遇也依旧。依旧的待遇让日本人的消费信心屡屡受挫。从自身经历中，他们一定明白，日本经济出了问题，那肯定不是他们的错。日本的经济曾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但是，经济越是成功，在成功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就越是难以被发现。如此，问题积累的时间一长，解决起来就格外困难。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新一轮技术革命使日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9年，兴旺的IT业带动日本经济有了短暂的起色。在2000年下半年，日本经济随着IT业泡沫的破灭又一次陷入了低谷，这就使日本经济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变得不可回避。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结构入手、改革日本经济的共识进一步扩大。日本经济研究所是研究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著名机构，其研究成果对政府和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该所有会员约400家，几乎囊括了所有日本的大公司。在日本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部部长尾崎春生和经济分析部的梅田雅信研究员对日本的经济情况作了分析。针对日本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尾崎春生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80年代已经开始有所暴露，有所反应。当时，尽管人们也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但是，日本还沉浸在人们对日本经济的赞美与羡慕之中，对政府主导模式下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银行的不良债务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间、企业与民间关系中的种种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到2000年9月，日本银行仍有31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这直接导致日本经济运行状况不好，地价低落，全国失业率达到4．8％。尾崎春生和梅田雅信介绍说，日本经济当下的紧迫问题，就是要继续清理不良债权。从现在情况看，1997年日本银行倒闭风潮过后，政府所采取的系列措施已经开始奏效。但是，要彻底解决问题，仅靠一般性措施是不行的，必须对形成今天这种弊病的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说，就是要放宽以往对企业的一系列限制，这样既可以增加企业活力和能力，又可以增加政府效率，为金钱与政治的脱钩在体制上铺平道路。此外，还必须重新界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建立更为发达的公民社会，让民间承担更多的以往由政府来做的工作，以此来提高财政效率，优化财政结构。正视日本经济中的结构性缺欠并非易事。直到现在，日本仍被誉为“世界的工厂”，被称为世界的“产品车间”。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绝大多数日本货也仍是最高标准的高档商品。七八十年代，人们对日本货占领世界市场的势头和现实又爱又恨，把日本人称作“经济动物”。然而，在新一轮次的经济发展中，日本没有取得与其生产制造能力和开发管理能力相应的位置。这其中的问题一定出在结构上。日本贸易振兴会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日本经济中的所谓结构性问题有其自己的认识。在座谈中，该所研究员今井健一把经济发展的能力归纳为两种能力，一是管理能力，一是经营能力。他分析道，日本企业的发展能力下降，主要是经营能力下降或不足所造成的。论管理能力，日本堪称世界一流，许多现代企业管理的术语来自日本，并且就是以日语发音被收入英语词典；但是，日本企业的经营能力明显不足，而经营能力是新经济发展中决定企业生死的一种能力。在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已明显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在市场日趋自由化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能力对企业的发展、进而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企业的经营能力如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如何密切相关。该所一名研究员渡边真理子说，最近几年中，日本经济在1999年略有起色，GDP增长上升了1．4%，而此时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也就在1.5～2.5％之间。2000年下半年，受美国影响，增长回落。此外，消费不彰、人口结构老龄化、银行赚钱能力下降等问题，都使宏观经济的走向不容乐观。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到日本现行的公司企业制度，如，要加强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就要在既有的人才、福利、待遇等方面进行改革。这其中，相当多的体制性改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自民党的权力基础。为未来发展抢得有利位置7月29日，日本参议院选举。投票结果，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所在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获得了继续执政所需要的多数席位。“看小泉的了”，在实行了50余年宪政体制的日本听到这样的话，多少还是让人有些意外。不过，民主体制下的人民也并没有呈现散沙状，“团队精神”仍是日本人的特质之一。这种特质也是日本进行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日本，有人把此次参议院选举说成是小泉进行改革的一次机会，也有人把选举称之为“自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还有人说这是日本人在新世纪之初进行的一次抉择—是自甘二流还是重归一流。由此，小泉在国内获得持久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日本国民对日本改革的关注与重视。要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非热衷于政治和选举，他们之所以对此次选举格外关心，无非是关心自己的未来罢了。正是这种“自私”，构成了小泉改革的“人气”氛围。许多日本人提到这样一点，如果日本不补上当年里根和撒切尔所实行的结构性改革这一课，日本在世界的排位就有可能越来越后，因此，日本在世纪初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为日本在21世纪的发展抢得有利的位置：这一步上去了，日本就仍将保持领先；这一步拉下了，后果不堪设想。在日本的一个博物馆，当讲解员说道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中国时，确实令我感受到了冲击。讲解员说，当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看到昔日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的中国竟被西方列强打败时，极受震撼，于是奋起图强……在日本抢占21世纪发展的有利位置时，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时下，我们对日本的关注程度，其实已经远不如日本电器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了。当下能够吸引中国人注意的有关日本的话题，除了东芝笔记本电脑、三菱帕杰罗（越野车）、日航与中国乘客纠纷事件以外，就是中日间的贸易战了。至于日本政坛走马灯似地你来我往换来换去的政治人物，中国人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更不用说去究问这种政治现象背后的意义了。然而，透过纷乱的现象，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站在新世纪起跑线上的日本正在择路向前奔跑。这，也许正是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