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满楼

可以肯定地说，我是一个爱国者，另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围棋爱好者，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却造成了我今天的痛苦。不用说，你也知道，这全是中国围棋惹的祸。我接受不了韩国人高高在上的盛气凌人，也无法面对中国人颗粒无收的窘态，总巴望着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也许是我的神经太脆弱，多少人劝我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认真呢。看看中国的(足)球迷，你就会平衡了。可我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无法强迫自己接受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事儿。

我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从当初的不堪一击到如今的分庭抗礼(尽管有些底气不足)也不过20几年的时间，比起中国的足球，这样的成绩应该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才对。

难道是媒体的喧嚣让我迷失了自己，在人云亦云中变得浮躁?我曾试着与五花八门的吵杂隔离开，只看新闻、不看评论，但是一切依然，我仍在痛苦的漩涡里挣扎，找不到解脱。

贵阳国际围棋节开幕了，还挺圆满，感动得陈院长三洒热泪。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多愁善感，掌门先生最知个中冷热，稍见一点好的苗头已难以自持了。

我们的甲级联赛举世无双，韩国天王级的人物也在为咱们打工；我们的围棋氛围最好，没有哪个国家达到如此关注程度。由政府对个人封圣，不只是对老聂的认可，更是对围棋地位的肯定。

到头来，老聂中年丧志让人伤心，马晓萎靡不振让人伤心，小龙小虎难成大器让人伤心。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千年。时光老人的巨手温柔地抚慰着我的伤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要跟着我走，什么样的痛苦都能忘记。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宁愿在凄楚的现实中坚守着最后的希望。

我在心底默念着：从现在做起。这话是谁说的，我忘了。

忘不了的是韩国人的频频捧杯，是中国人的颓势依旧。

应氏杯办到了第四届，应老先生已等不及中国人的出现，带着遗憾走了。李昌镐缓步登台，面无表情地举起让国人牵肠挂肚的奖杯。

春兰再次花落别家，在中国联赛中日渐成熟的刘昌赫摘得新桂。别怪人家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也不要狭隘地认为自己办的比赛就应把冠军回收。春兰杯的举办已经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围棋的发展，又何必在乎谁输谁赢呢?这似乎是我们惟一可以自慰的理由。

LG、富士通，中国人再陷滑铁卢，自己种的果子都保不住，在别人的家门口更是抖不起威风。韩国人早早在半决赛就清除异己，关起门来吃起了独食。

天无绝人之路，还有一个三星杯让我们存有最后的一丝念想。只要收好这个尾，我们就有继续游戏的资本。

韩国人照例使出人海战术，对此我们已见多不怪。为胜利而不择手段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出乎意料地骄横的韩国人难得作了回高资态，扭扭捏捏将一张特邀贵宾卡塞到马晓的手里。但不要被韩国人的假相所迷惑，他们是算准了你不会对他有威胁才惺惺作态的。看看前几届的外卡发放情况，就什么都明白了。

其实两年前那段公案的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所以当时马晓毅然决然罢赛，人们惋惜的同时都带着股敬佩之情。说到底，世界冠军的余威仍在，并不在乎韩国人的那点小钱。

时过境迁，马晓已非昔日马晓，到哪儿转一圈都能混点银子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回韩国人送上门来，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加上俞斌、常昊与预选赛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五位同志，八个人悲壮地杀进了韩国人的铁桶阵。

此时的三星杯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两双恶狠狠的眼睛同时盯上了它。韩国人等着用它庆祝首次年度“大满贯”，日本、中国指望着用它脱离苦海。三星杯，在2001年的岁末是那么地与众不同。

我不知道马晓春的贵阳三国特别邀请赛冠军是否是他状态回复的一个信号，也不知道常昊在中日韩天元对抗赛中狂胜四局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地明白他们现在就是我心中惟一的期盼，我要看着他们手挽着手打出一片光明。

常昊—刘昌赫、马晓春—朴正祥，就像十强赛中国队有如神助一般，这次我们又抽了一支上签。马晓春不是说了嘛：曹薰铉、李世石都是我们的外援而晓春每发惊人之语，必有惊人表现，这是我喜欢他的最大原因。常昊的工稳加上马晓的诡异，一正一奇，合理地构筑着美妙的前景。

胜负场上变化无常、韩国军团强劲无匹，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百分之百地坚信中国队会是最后的赢家。这是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情结又在作怪?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常、马二人在决赛场上相视一笑：谁先来?……但愿这不是我的一个幻觉。

中国围棋，给我一个爱你的理由。